作者 張巍

    自去年7月底，最高人民法院、證監會發布一系列有關證券糾紛代表人訴訟的解釋和規則，投服中心出臺有關細則以來，市場對首例中國特色證券糾紛集團訴訟案十分期待。將近8個月過去，終于在今年3月26日，投服中心選好了第一起可能成為特別代表人訴訟的案件——康美藥業財務造假案。

    筆者始終認為由投服中心選擇適當的案件，提起特別代表人訴訟不僅必要，而且體現了中國式證券糾紛集團訴訟的一大優勢。一方面，與所有由國家設立，靠稅金支持的公益性機構一樣，投服中心需要把有限的公共財政資源投入到最有效的公共服務中去。這就必然要求投服中心對具體案件加以評估，選擇最有可能發揮出震懾證券違法行為效果的案件來提起特別代表人訴訟。

    另一方面，正如筆者曾詳細介紹的那樣，在證券集團訴訟的原產地美國，大量的濫訴始終成為困擾此項制度發揮積極作用的一大難題。而新《證券法》規定的特別代表人訴訟制度，正是借助公益性的投資人保護機構作為一重過濾網，以便克服無謂濫訴的現象。顯然，投服中心選擇合適的案件提起特別代表人訴訟原本就是《證券法》設計的題中之義，否則，證券糾紛集團訴訟的發動權仍將散落，遏制濫訴的制度初衷也將無從實現。

    至于投服中心應當如何來選擇案件，筆者也曾發表過些許管見。概言之，在資源有限這個既定前提下，選案的基本立足點應該在于盡可能擴大震懾潛在違法行為的效果。從這一立足點出發，筆者提出了值得著重考慮的三個選案因素。首先，最重要的是打擊違法的個人。由證券欺詐得利的并非發行人這個抽象的法人，而是躲在其背后的高管、大股東等這些具體的個人。因此，震懾違法行為，歸根結底是要對這些個人產生震懾。

    第二，需要能從欺詐者這里得到足夠的賠償。如果賠償數額不夠大，自然起不到震懾的效果，而要是抓到的首惡已經一文不名，那也不可能再藉由民事賠償來發揮震懾作用。因此，證監會和投服中心在相關規定中都提出，被告要有一定的賠償能力，這個選案標準確有道理。最后，非但賠償的絕對數額要夠大，而且相對于被告資產的數額也要足夠大，由此讓被告感到切膚之痛，方才能產生足夠的震撼力，讓有心試法者回心轉意。所以，簡而言之，投服中心值得選取的一類案件就是，有明確的個人責任人，這個（些）人比較有錢，而且受害人遭受的總體損害數量又足夠大的案件。

    我們來看投服中心選擇的康美藥業案。從此前證監會作出的處罰決定以及廣州中院的民事裁定書看，此案涉及眾多被告，而康美造假事件的首惡非常可能就包含在這些被告中間。當然，我們無從確切知曉這些被告的經濟實力，但從此案涉及像關聯方轉移大量現金資產的事實看，很可能要為造假承擔實際責任的個人仍然掌控著相當數量的資產，坊間也有類似傳聞。

    康美藥業財務造假案自被媒體披露以來，引發了重大的社會反響。一方面，康美藥業此前曾被視為A股市場的“大白馬”。真相揭開后，“白馬”成了“黑馬”，如果相關責任人能被依法嚴懲，相信此案的“高能見度”足以讓有心玩火者“三思”。另一方面，本案涉及的造假金額巨大，無論虛增收入還是虛增現貨幣資金，動輒以數百億元計。這就有可能產生巨額的賠償判決，讓責任人深切感到痛楚，也使其他市場參與者得以警醒。

    還值得一提的是，康美藥業案發生于新舊《證券法》規則交替之際，囿于舊《證券法》的規則，證監會對相關責任人的處罰數額十分有限。故此，如果不通過民事賠償，加重造假者必須承受的不利后果，就將很難從經濟上對證券欺詐行為形成有力震懾。所以說，投服中心挑選此案作為第一起證券糾紛特別代表人訴訟，不僅有制度實施的一般性意義，也能針對本案的特定情況，發揮懲治責任人的特定性意義。

    最后，康美藥業案涉及的是定期報告造假問題，相比發行欺詐，定期報告欺詐牽涉到的證券服務中介機構比較少。本案中，除會計師事務所外，沒有其他中介機構受到處罰。根據此前其他一些案件的審判結果看，對于如何認定中介機構責任，作出適當的賠償判決，我們的法學理論和司法實踐都還有待進一步探索。因此，挑選康美藥業案作為特別代表人訴訟第一案，也有助于發揮目前證券司法實踐的長處，減少不必要的爭議，以防沖淡踐行特別代表人訴訟本身的意義。

    綜合以上各個方面，筆者認為，投服中心此次拿康美藥業案作為第一例證券糾紛特別代表人訴訟的對象，不僅僅是選好了一個案子，也應該說選的是一個好案子。當然，接下來我們期待有關法院對此案進行細致審理，作出令人信服的裁判。雖然，證監會已經有了相關的行政處罰決定，不過，從法律上說，這些決定也是訴訟中的一件證據，相信被告方面也會提出在行政處罰聽證過程中已經提出過的異議，以及其他新的事實證據和法律觀點。希望法院能避免先入為主，依法公正而專業地衡量原被告雙方的觀點與證據，切實讓這證券糾紛特別代表人第一案成為一樁經得起推敲檢驗的模范案例。

    （作者系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編輯 朱寶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