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社會對于希臘的最后一輪債務救助計劃于8月21日按下終止鍵，希臘的主權債務危機因此象征性地畫下句號，同時希臘也可以結束國內的財政緊縮政策，并重返國際金融市場進行發債融資，一個昔日被神話點綴的國度也許由此展露出重生的曙光。

    按照《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規定，歐元區成員國必須符合兩個關鍵標準，即預算赤字不能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3%、負債率低于國內生產總值的60%。然而，剛剛加入歐元區的希臘因未達標而擔心自己被踢了出去，便求助于高盛通過設計“貨幣掉期交易”方式掩飾了一筆高達10億歐元的公共債務，希臘財政赤字于是有了占比僅為1.5%的漂亮顏值；左手作假的同時，希臘右手伸向了國際金融市場，憑借歐元區良好的信用與極低的利率大規模對外借款融資，以此舒緩國內公共福利開支的壓力。然而，潘多拉魔盒傳遞給時任希臘總理潘德里歐就到了不得不打開的時候。按照潘德里歐自爆“家丑”的說法，至2009年10月希臘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分別達到了12.7%和113%，遠超歐盟規定的上限。市場很快做出反應，希臘國債發行慘遭流拍，對外國際融資通道被無情關閉，債務危機正式拉開序幕。

    公開資料顯示，危機引爆的當年，希臘債務的絕對額達到了2800億歐元，而其國民生產總值只有2400億歐元，希臘國家實際已經破產，而在失去完全自救能力的情況下，希臘也不得不將求援之手伸向了歐盟與國際社會。從首期提供總量為1100億歐元的三年期貸款，到隨后開展規模為850億歐元的第二輪援助，緊接著推出860億歐元的3年分期貸款方案，三輪國際救助行動下來，希臘一共獲得了2800多億歐元的資金馳援，這些資金有的來自IMF的緊急審批，有的出自歐洲中央銀行的快速通道，有的由歐盟成員國共同資助，有的由私人債權人自愿供給。

    作為受援方，希臘也承受了巨大的煎熬。為獲得外部信貸支持，希臘政府不得不接受來自債權人近乎苛刻的協議，包括嚴格控制預算、大幅削減福利、減少公共開支以及增加稅收等等，而所有的這一切又必然導致希臘國民工資減少、福利萎縮以及稅負飆漲，為此，債務救助期間希臘出現三次政權更迭，經濟危機與政治危機互相糾纏。由于大幅度財政緊縮引發了希臘民眾的不滿，導致希臘舉行“脫歐”公投，讓歐元區這個“大家庭”一度顯現各奔東西的險象。

    幸運的是，長達九年接續不斷地供暖輸血終于讓希臘的債務冰山開始融化。統計結果表明，去年希臘債務占比為178.6%，同比下降約2個百分點，今年將繼續沉降到172.5%；不僅如此，希臘財政已經進入連續三年盈余的軌道，而且經濟增長勢頭還將繼續強化這種趨勢。資料顯示，去年希臘GDP增長1.8%，今年上半年希臘又成為歐元區經濟增長最快的成員國之一，經濟景氣指數創出4年新高。按照經合組織的預計，今明兩年希臘經濟將分別增長2%和2.3%。對此，信用評級機構惠譽將希臘主權信用評級由“B-”上調至“B”，展望“正面”；標準普爾公司也將希臘評級從“B-”調升至“B+”，展望為“穩定”。

    然而，希臘債務危機雖然畫上了句號，但龐大的債務存量卻又是希臘不得不面對的棘手難題，甚至處理不好可能會再次將希臘帶入危機。目前來看，希臘政府賬戶上依然堆放著高達3200億歐元的債務包袱，而按照2%的經濟增速，今年希臘GDP只有1850億元，也就是說即使希臘人不吃不喝，也難以償清全部債務，并且希臘所背負的大多是短期債務，還款壓力非常巨大。而且對于希臘而言，要在償清債務的負重之下實現經濟增長或者說必須在保證經濟有效增長的前提下實現債務出清，無論怎么看都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當然，在經濟增長并不能覆蓋債務存量的前提下，希臘也可以通過借新債還舊債的方式逐漸削減債務規模。為此，8月下旬希臘在10年后首次進入國際金融市場發行的10年期公債能否受到投資人的認可就非常關鍵。

    拋開令人心焦的債務不說，僅社會福利制度的改革就足以成為希臘執政者手中的一個“燙手山芋”。作為世界上實行社會福利制度最早的國家之一，希臘的福利種類不僅多而齊全，而且還是一個典型的高福利國家，比如全民享受公費醫療、小學至大學全部免費、婦女從懷孕5個月至孩子三歲止享受多項補助、公務員一年有14個月收入且在40歲以后便可以每年領取14個月的養老金等等，可以說正是這種高福利支出成為了壓垮希臘財政的一根沉重“稻草”。如今希臘在救助之后重獲新生，相應的福利制度改革也提上議事日程，然而，希臘國內的兩大黨派歷來都是以維系現有福利制度安排來規避自己政治生命風險的，而且希臘的工會組織特別強大，歷史上多次福利制度改革都因工會的抵制而夭折。因此，擺脫債務危機之后希臘政府能否在重啟福利制度改革的同時不激起民怨同時保持政權的穩定，無疑需要執政者釋放出足夠強大的平衡藝術和溝通能力。

    除了掣肘的福利制度需要大刀闊斧的改革外，按照經合組織出具的最新研究報告，走出危機之后的希臘還面臨公共部門貪腐、老齡化以及偷稅漏稅等許多重大問題的挑戰。據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一份研究報告，希臘公共部門的賄賂、獻金和其他公職腐敗致使希臘政府每年損失200多億歐元，相當于希臘GDP的8%。同樣，據希臘企業聯合會的估算，希臘全國每年偷逃稅款高達300億歐元，相當于GDP的10%，其中不向政府納稅、不為職工辦理任何保險、無法納入政府正常經濟統計系統的“影子經濟”，占希臘國內生產總值的1/4至1/3。另外，由于人口的老齡化，希臘社會福利的資金至少有90%被用在發放退休或退養金方面。看得出，任何一個歷史偏差的糾正與現實癥結的祛除，都形成了對希臘政府改革魄力與創新能力的非凡考驗。

    還要強調的是，扔掉拐杖的希臘接著必須艱難開啟經濟結構的調整之門。在歐元區陣營，希臘應當是屬于經濟欠發達國家，而且經濟基礎比較薄弱，特別是工業制造業較落后，希臘因此主要以海運、旅游和僑匯等三大產業作為自己獲取外匯收入的支柱產業，而且三大產業占GDP之比超過了85%，而工業和農業占比分別只有12%和3%。然而，看一看希臘的三大支柱產業，哪一個不是依靠外需或者上天與他國的恩賜，只要與己相關的任何經濟體出現經濟的蕭條或者波折，希臘都不可獨善其身。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失去獨立產業與實體經濟的支撐，將希望押注在金融市場之上，最終必然難逃債務傾軋之苦以及經濟空心之痛。因此，對于新希臘而言，必須在戰略配置上構造出內生功能與韌性更為強大的經濟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