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傅蘇穎

    “今年以來人民幣匯率升值主要是市場因素作用的結果，與8·11匯改之前的升值相比，不同點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昨日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一是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程度存在很大的差異，8·11匯改之前，中間價的匯率形成機制市場化程度沒有當前形成機制的市場化程度那么高，中間價報價也沒有參考上一個交易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的收盤價，政府對匯率的影響相對較大，而目前的匯率形成機制更加突出的反映了市場力量的作用，也包括市場預期的作用。

    二是宏觀經濟的環境和背景也存在一些差異。8·11匯改之前，我國正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但還沒有進行比較強有力的去杠桿和去庫存等對實體經濟、金融的杠桿有比較大影響的改革。另外，監管條件的差異也較大，8·11匯改之前，金融市場和跨境資本流動的監管相對沒那么嚴格，而2017年之后，上述領域的監管則有了明顯的加強。

    三是國際市場方面也存在差異。8·11匯改之前，市場對美聯儲總體的判斷是，美聯儲開始有加息的預期，但縮表還沒有提上議事日程，更不用說近期推出的稅改政策，而目前來看，美聯儲加息已經在密集出臺，加上縮表和減稅政策，都是此輪人民幣匯率的升值與8·11匯改之前的不同之處。另外，在金融市場上，當時美國的股市指數并不是很高，相對來講，股市集聚的風險不像現在那么大，但此輪人民幣匯率升值過程中，美國的股市已經升的很高，集聚的風險也相對較大。

    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研究員王有鑫昨日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今年以來人民幣匯率的升值與8·11匯改之前的升值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的差異在于上漲動力不同，2015年8·11匯改前匯率上漲動力更多來自于內部，是主動式升值。一方面中國經濟保持較高增速，貿易順差維持高位，外匯儲備不斷攀升，實體經濟的強勢確保了人民幣匯率強勢。另一方面，全球主要央行實行量化寬松和負利率政策，為追求更高收益，跨境資本不斷涌入我國，外匯資金供過于求帶動人民幣匯率升值。

    王有鑫認為，而年初以來的本輪人民幣升值更多是由外部因素驅動，是被動式升值。最近一個多月，國內經濟基本面基本穩固，跨境資本流動保持平穩，資金面相對寬松，并沒有特別的利好消息釋放，內因不足以解釋人民幣匯率的短期大幅升值，本輪人民幣升值更多是由外部美元的超預期下跌導致的。

    王有鑫表示，年初時，大部分分析人士還認為今年美元指數在特朗普稅改、增支、繼續貨幣政策正常化等利好刺激下，將迎來反彈。然而，結果卻出人意料，美元指數在美國經濟增速繼續上行的背景下，意外下跌，目前跌至90左右，年內貶值超過2%，帶動人民幣強勢上漲。

    在王有鑫看來，無論是8·11匯改前人民幣匯率的升值還是本輪人民幣匯率的升值，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中國經濟的穩定發展，過去是高速發展，吸引外資流入，現在是高質量發展，穩定了市場信心。

    趙錫軍認為，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將朝著更加市場化的方向前進，從而引導資源得到有效配置和服務實體經濟。但同時也要防止匯率出現大幅度波動，而是在合理的均衡水平上運行，否則會影響金融市場的穩定和國際收支。在此背景下，未來人民幣匯率將呈現雙向波動態勢，但波動的幅度會明顯放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