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包興安

    近年來，中央和地方出臺了一攬子降成本政策，降成本的紅利已經開始顯現。正在廣東調研降成本的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陳龍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目前“成本抑制”現象趨于緩解，但企業仍然普遍反映成本問題較為突出，給制造業發展和轉型升級帶來較大壓力。

    近期，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開展了2018年度的“降成本”大型調研，1個綜合調研組和5個專題調研組也已分赴全國各地展開實地調研。調研組將從調查中繼續分析評估前期政策的實施效果，以及政策是否還有待完善之處。

    專家認為，我國在降成本方面仍有較大改進空間。下一步，需綜合推進和深化改革，營造公平穩定可預期的營商環境，建立完善降成本的長效機制。

    “成本抑制”現象緩解

    四部門日前印發的《關于做好2018年降成本重點工作的通知》提出加強長效機制建設，亮出今年30項降成本清單，確保完成3年左右使實體經濟企業綜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較為明顯增強的目標任務。上海等地也陸續出臺降成本政策。

    從經濟數據來看，降成本的紅利已經開始顯現。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的成本為84.33元，比上年同期減少0.18元。而2017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的成本為84.92元，比上年減少0.25元。

    “近年來，隨著人工成本、融資成本、物流成本等各類成本增加，在經濟發展中出現了‘成本抑制’現象，即高成本成為抑制企業創新和國民經濟活力的重要因素。”陳龍表示，開展降成本，對于穩定經濟增長、增強企業創新能力、推動“中國制造2025”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陳龍認為，自2015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降成本以來，我國出臺了包括減稅降費等一系列的降成本措施，并取得積極成效，“成本抑制”現象趨于緩解，但企業仍然普遍反映成本問題較為突出，特別是原材料價格的上漲、中小企業融資成本上升等問題，給制造業發展和轉型升級帶來較大壓力。

    “企業成本增加，既有經濟發展帶來的工資等人工成本上漲的合理因素，也有政府體制、要素資源改革不到位等體制機制問題。降成本，需要企業和政府分清各自的責任，共同努力。”陳龍說。

    吉林省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張依群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降成本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激發企業活力、促進企業實現提高盈利能力目標的必然選擇。此輪降成本主要還是源于企業外部成本過高，即企業稅費負擔、融資、交易、用地、物流等成本過高。因為，國家在供給側發力，對政府管理體制、制度、政策等一系列自身問題進行針對性、系統性改革，將給企業帶來真金白銀的實惠。

    去年，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就開展了“降成本”年度調研。調研中發現，政府降成本政策是必要的，也是有成效的；政府降成本需要久久為功，難以速成；降成本政策正在形成合力，但有些政策仍需完善；政策預期的引導效應有待繼續釋放。

    加強長效機制建設

    如何建立健全降成本的長效機制？張依群表示，深入推進降成本長效機制建設，等于把降成本從政策變成制度，從短期實施變成長期約束，這不僅有利于企業現實成本的降低，還有利于企業未來成本的降低，同時可推進未來制度成本交易操作的規范性、實施的有序性、管理的嚴肅性、約束的強制性，讓企業降成本成為一種常態化、制度化。

    張依群建議，企業降成本不僅是降低企業的外部成本費用，還要通過政策制度建設來激發企業的科技創新、技術進步、擴大投資、提質增效的內在動力，這才是降低企業成本的最根本所在。因此，良好的政策制度設計和激勵作用才是企業降成本、增效益的關鍵。

    陳龍建議，應圍繞造成成本上升的深層因素，著力深化體制機制改革，降低企業綜合成本。他給出了“五大藥方”：

    一是加快稅制改革，形成有利于制造業發展的稅收環境。二是深化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繼續適度降低社保費率。同時，在中央層面加快推進劃轉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三是加快國有企業去杠桿和處置“僵尸企業”。四是堅持簡政放權和政府能力建設相結合，在優化政府部門設置、職能和工作流程的基礎上，推行以減少交易費用和降低創新風險為核心的綜合改革，增強改革和政策的協調性，消除制度性成本較高的體制根源。五是加快推進土地、電力、物流等領域的改革，繼續降低企業的用能、用地和物流等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