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道經營不再納入文明城市考核內容，部分城市率先松綁“地攤經濟”，或可成為促進自主就業的另一突破口。

    澎湃新聞注意到，疫情發生后，除成都率先“試水”外，還有浙江、江蘇南京、四川彭州等多地陸續出臺指導意見，為“地攤經濟”“松綁”。

    另一方面，“地攤經濟”如何適應城市的精細化管理，也成了城市管理者必須面對的問題。

    成都市市長羅強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指出，允許臨時占道經營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城市管理的難度，但這些問題通過政府工作更多的付出，是可以彌補的。

    有學者指出，在“一禁了之”與“放任自流”之間，城市政府需要拿捏好度，做好“地攤經濟”的管理。要進一步提升城市精細化管理水平，管理好“地攤經濟”的各個方面，使其既有市場活力和消費動力，又能達到安全、健康、整潔等要求。

    多地為“地攤經濟”“松綁”

    這個城市就是成都。

    3月15日，成都市城管委出臺《成都市城市管理五允許一堅持統籌疫情防控助力經濟發展措施》，在保障安全，不占用盲道、消防通道，不侵害他人利益，做好疫情防控和清潔衛生工作等前提下，允許在居民居住集中區開辟臨時占道攤點攤區；允許臨街店鋪臨時越門經營；允許大型商場占道促銷；允許流動商販販賣經營；允許互聯網租賃自行車企業擴大停放區域。

    兩個月過去，成績斐然。

    數據顯示，截至5月22日，成都全市設置臨時占道攤點、攤區2234個，允許臨時越門經營點位17748個，大型商場占道促銷點82個，允許流動商販經營點20891個，增加互聯網租賃自行車臨時投放點位6103個，增加就業崗位10萬個以上，中心城區餐飲店鋪復工率超過98%。

    “地攤經濟”的就業“蓄水池”作用在其他城市展現。

    澎湃新聞注意到，疫情發生以來，在常態化疫情防控與經濟發展雙車道的背景下，成都率先“試水”，此后，浙江、江蘇南京等地陸續出臺指導意見，為“地攤經濟”“松綁”。

    今年4月，南京啟動戰疫情擴內需穩增長“四新”行動，為促進消費，南京市城管局及時制定印發《做好防疫期間臨時外擺攤點服務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

    南京現有3400余個臨時攤點，主要分布在有時間限制的早餐點、夜市攤點和街邊不占道的修舊攤點等處。在此基礎上，全市今年新增134處、共1410個臨時外擺攤點。根據《指導意見》，具備外擺條件，且有統一運營管理的特色街區、商業體外廣場和開放式公園，可申請臨時外擺攤點，但需嚴格規范經營，該舉措將持續到今年國慶長假結束之前。

    5月中旬，浙江省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做好穩就業工作的實施意見》指出，合理設定無固定經營場所攤販管理模式，預留自由市場、攤點群等經營網點。

    在四川彭州，當地根據居民需求，設置南河東街市場、南橋夜市、朋城遠界夜間攤區等16個便民疏導點，引導規范腌鹵熟食、水果、蔬菜等游商入市交易，幫助400余戶攤販恢復經營。在系列“點亮”城市夜色的措施下，據當地綜合執法局城管執法大隊負責人介紹，兩個月時間，彭州已新增就業崗位800余個，增加2000余人就業。

    根據《2019中國小店經濟溫度圖譜》，網商銀行和支付寶的分析顯示，中國小店數量約為1億，包含網店、街邊小店、路邊小攤等，帶動3億就業。

    “不能光圖省事‘一禁了之’。”在剛剛閉幕的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天津市東麗區華明街胡張莊村股份經濟合作社黨支部書記、理事長楊寶玲同樣提出此建議。

    “有些農副產品季節性很強，收獲之后集中上市；在城市里，百姓有這方面的購買需求，季節性商販也有經營的需求。城市居民和農民都需要釋放這樣一個空間。我建議在居民區等地提供限時擺攤經營的地方，可以解決一部分人的就業問題，同時給低收入家庭提供購買農產品的服務。”楊寶玲說。

    西南財大教授、西南財大智庫首席研究員湯繼強認為，成都允許沿街擺攤，是恢復城市經濟的一個很好示范，是用適度放寬管制來換取經濟社會發展的空間。

    中國社會科學院京津研究所副所長張曉晶亦表示，允許“擺地攤”等臨時的促就業政策將給市場的恢復帶來新活力，是“保市場主體”的體現。

    “‘地攤經濟’蘊含著巨大的經濟能量。”在南京大學當代中國研究院院長助理陸遠看來，外擺攤點是一個就業“蓄水池”，可帶動很多年紀大的居民就業。同時，分布“街頭巷尾”的小攤小販也是城市活力的象征，“接地氣”的經營活動與老百姓的柴米油鹽生活結合，更能彰顯城市以“人”為主的溫度。

    “松綁”下的引導管理

    “松綁”不是無序的信號，如何引導好“地攤經濟”有序發展，是“硬幣的另一面”。

    “地攤經濟”一直備受爭議，河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史璞說，一方面，它養活了小商戶、小攤販，解決了很多人的就業；但另一方面，它又給所在城市帶來了臟亂差，被一些城市稱為“牛皮癬”，成為城市發展的兩難。

    史璞對“地攤經濟”的兩面性解釋在城市治理實踐中時常外化成“文明城市”的測評指標，日常生活中所出現的攤販與城管“躲貓貓”現象便是體現。

    澎湃新聞記者注意到，中央文明辦此前頒發的《2017年全國文明城市測評體系（地級以上·正式印發稿）》顯示，在該測評體系中，城市精細化管理一欄明確要求：“依法規范管理，公共秩序良好，無違章停車、占道經營、小廣告亂張貼現象。”

    不過，在今年疫情防控常態化的特殊背景下，面對經濟發展的要求，中央文明辦主動適應常態化疫情防控形勢，在今年全國文明城市測評指標中，明確要求不將占道經營、馬路市場、流動商販列為文明城市測評考核內容。

    文明城市測評做“減法”，釋放出升級“地攤經濟”治理的積極信號，對于保障民生、促進就業、刺激居民消費和經濟恢復具有重要意義。另一方面，對城市治理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如果任由攤販占道經營、馬路市場、流動商販‘野蠻生長’，也會妨礙城市衛生和市容市貌，影響交通秩序和安全。”北京某高校商業經濟研究領域專家向澎湃新聞分析。

    學者建議建立一體化的“地攤經濟”管理體系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馬亮認為，在“一禁了之”與“放任自流”之間，城市管理者需要拿捏好度，做好“地攤經濟”的管理。要進一步提升城市精細化管理水平，管理好“地攤經濟”的各個方面，使其既有市場活力和消費動力，又能達到安全、健康、整潔等要求。

    具體實踐方面，部分先行的城市也已出臺同步措施。

    以成都為例，在率先“松綁”“地攤經濟”同時，5月28日上午，成都市城管委召開新聞通氣會宣布，為有效規范前期實施過程中占道經營帶來的部分交通和食品安全隱患、市容及環境衛生影響等方面問題，成都制定出臺《關于建立城市管理“八項機制”深化柔性管理服務助力“六保”任務落實落地的意見》。該配套意見，對引導攤點攤區設置、商販攤主清潔衛生、群眾投訴、攤區安全防護等問題做了細化管理。

    在兩個月時間增加2000余人就業的彭州，創新性的采取考核積分的形式對攤區進行管理。攤販積分滿分為10分，違反管理細則扣除相應分值，當積分扣至5分時，責令攤販停業整改；積分扣完時，取消攤販經營資格。

    南京在增加臨時外擺攤點時，要求各區（園區）制定好相關管理服務和衛生保潔方案，設置臨時外擺攤點要事先征求城管等部門意見，明確攤點主要負責人、占用區域、經營服務品種、時間、安全提示等內容，并設置垃圾分類收集容器，公布投訴舉報渠道。

    針對“地攤經濟”下的城市治理，也有學者就此調研后“支招”。

    作為上海市政府決策咨詢項目“上海中心城區地攤經濟調查報告”成果，上海師范大學知識與價值科學研究所王巖撰寫的《城市精細化管理如何包容地攤經濟——基于上海中心城區的實證調查研究》（發表于2018年）給出了建議。

    王巖經調研分析后認為，應該構建“政府規劃引導，社會組織監督，專業公司運營”一體化的“地攤經濟”管理體系。

    王巖認為，政府要指定行業準入制度，明確哪些行業屬于鼓勵地攤經營的，哪些行業屬于限制地攤經營的，哪些屬于準許地攤經營的。同時，合理引導相關社會組織、專業公司參與地攤的統一經營與管理。對于地攤經營與管理中表現好的給予獎勵，表現不好的給予懲罰。讓社會組織和專業公司作為地攤協調、管理的主體，政府作為引導者。

    在社會組織監督方面，王巖認為，可成立地攤行業協會，對地攤進行行業監管；建立地攤經營行業準入制度，通過地攤經營者的資格申請管控地攤經營，防止無序經營和惡性競爭。建立地攤經營者培訓和業務學習交流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