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市新規在重大違法退市標準中新增了一個財務造假量化指標，即如果公司在營收、凈利潤、利潤總額和資產負債表這四項中，有一項出現造假，且觸及相應的量化指標，就會被強制退市。

    從量化指標來看，“5億元”及“占比50%”的設置較此前征求意見稿進一步收緊。可僅從量化指標表述來看，設定具體數值很容易讓人擔心：會不會有公司拿底線當“安全線”？在財務數據上做些手腳，也不會導致公司退市，甚至有聲音認為，“財務小造假”無傷大雅。

    其實，只要關注一下最新政策新聞，就會發現上述觀點站不住腳。這可以從三個層面由小到大來分析。

    首先，對于新規中“重大違法類強制退市”條款來說，新增“造假金額+造假比例”的量化退市指標，是在為已有的4條指標“查漏補缺”：原有的4條指標已經針對欺詐發行、年報造假等情形作出明確規定，囊括了市場中絕大多數財務造假行為，但面對近年來出現的極個別造假金額大、比例高但按原規則不影響上市地位的案例，原有規則確實“心有余而力不足”。

    新增“造假金額+造假比例”指標，就是為了填補此前對財務造假監管中的“空白”，讓財務造假無處遁形。尤其是設置了營收、凈利潤、利潤總額和資產負債表“四選一”指標，且這些指標又相互勾連，只要公司財務造假，就容易觸及紅線。

    其次，新增財務造假量化指標是“重大違法類強制退市”條款的一部分，而“重大違法類強制退市”條款又是退市新規的重要部分。新增財務造假量化指標是在整個退市新規中發揮作用，是用來把恢恢法網編織得更嚴密，而不是獨立發揮作用。

    從以往案例來看，財務造假絕大多數出現在上市、借殼以及年報披露中，目的不外乎規避退市風險等，而這些行為一旦被查實，依照財務類標準、規范類標準，公司都將被強制退市，甚至無需財務造假量化指標“派上用場”。

    再次，整個監管體系是一個有機整體，新增財務造假量化指標是從公司退市角度來規范企業行為，并不意味著，只要不觸及該條款，公司就可以逍遙法外。監管體系是個整體，目的在于綜合利用誠信檔案、監管措施、行政處罰、移送刑事、集體訴訟等多種工具，在盡量減小投資者損失的前提下，對各類違法違規行為進行立體化追責。只要造假，必然被追責。

    例如，新證券法大幅提升了行政處罰金額，對財務造假規定了遠比以前嚴厲的行政處罰，最高處罰金額提高到1000萬元。近日，全國人大審議通過了刑法修正案（十一），大幅提高了欺詐發行、財務造假等行為的違法違規成本。比如，對于欺詐發行，修正案將刑期上限由5年有期徒刑提高至15年有期徒刑，并將對個人的罰金由非法募集資金的1%至5%修改為“并處罰金”，取消5%的上限限制，對單位的罰金由非法募集資金的1%至5%提高至20%至1倍。此外，首單集體訴訟案件已正式啟動，證監會正在加快制定責令回購等配套投資者保護制度。

    剛過而立之年的中國資本市場正在快速成長過程中，與之相適應的政策法規同樣需要與發展步調一致，每一次規則調整優化，都是為了適應新形勢，解決新問題。因此，不可將新增條款或修改條款視作孤立的改革，而要將其放在整個政策體系中，把握其真正的監管意圖和政策導向。

    此次退市新規新增財務造假量化指標便是一次精準的“查漏補缺”——應對新情況設置新政策，同時與其他現有條款相互配合、相互協同，做到有錯必罰，堅持過罰相當，確保既要“退得下”，還要“退得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