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京滬深多地相繼新設政府主導型數據交易平臺，部分平臺甚至直接以“數據交易所”命名。

    據不完全統計，自2015年國內設立首家大數據交易所至今，地方政府推動設立的數據交易平臺超過20個，但整體運行情況上，市場口碑不佳。

    那么，為何在已有交易平臺背景下仍要新設數據交易所？新成立的數據交易所定位與之前有何不同？發展基礎有何新變化？發展目標是什么？還面臨哪些障礙和挑戰？帶著這些問題，證券時報記者采訪了多家交易所相關負責人和行業專家。

    寫入地方立法

    今年來，國內已有十余省市正式頒布數據相關條例。其中，6月29日通過的《深圳經濟特區數據條例》是國內首部關于數據的基礎性、綜合性立法。該條例明確，由深圳市政府推動建立數據交易平臺，引導市場主體通過數據交易平臺進行數據交易。《上海市數據條例》則提出，上海市按照國家要求，在浦東新區設立數據交易所并運營。這意味著，本輪新設的數據交易平臺有著更“硬核”的政策背景。

    公開信息顯示，12月1日深圳數據交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深數交”）已經完成工商登記，注冊資本1億元。從股東構成看，新成立的公司股東為深圳交易集團、深圳市智慧城市科技發展集團和深圳市福田新一代產業投資服務有限公司。三家公司目前分別為深圳國資委和深圳市福田區財政局的全資企業。這意味著，深數交即為國有全資公司。

    深數交有關人士對證券時報記者表示，深數交作為促進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的重要主體，將堅持公共服務的職能定位，兼顧市場驅動和合規發展，推動數據資源匯聚和交易流轉。

    在深圳之前，北京、上海也有類似動向。3月，北京國際大數據交易所由北京市經濟和信息化局會同市金融局、市商務局、市委網信辦等部門，組織北京金融控股集團牽頭發起成立。北京數交所有關人士告訴證券時報記者，北京國際大數據交易所是北京市“兩區”建設的重點項目，是北京市推進建設全球數字經濟標桿城市的重要標桿工程，并致力于打造國內領先的數據流通基礎設施、國際重要的數據跨境流動樞紐。

    11月底正式揭牌的上海數據交易所定位為數據流通交易的準公共機構。上海數據交易所副總經理盧勇在接受證券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上海設立數據交易所是貫徹落實中央文件的具體舉措，《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浦東新區高水平改革開放打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的意見》明確提出，“建設國際數據港和數據交易所”。同時，上海正著力開展城市數字化轉型，交易所也將成為此項工作的重要抓手，是加快數據要素流通、釋放數據紅利、推動數字經濟建設的基礎設施。

    “數據交易所設立的目的是要賦能整個數字經濟發展，準公共服務機構的定位意味著交易所不是純商業的行為，這與國際上絕大多數的數據交易機構定位不同。我國推動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的思路方法是既有政策引導，又有市場驅動，是雙輪驅動的模式。對于數據交易所，首先是要有‘利他性’，要賦能整個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同時，從組織形式看，數據交易所還是一家公司，會以公司制的方式運轉，多元化的股東作為戰略投資方。”盧勇表示，相關國有企業將作為上海數據交易所的發起單位。

    粵港澳大灣區大數據研究院副院長杜自然對證券時報記者表示，當前從國家到地方，各項支撐數據流通交易的政策及行動方案逐步完善，開始為數據要素流通提供政策支撐。

    交易系統升級

    隱私技術嘗鮮

    在杜自然看來，京滬深等地數據交易所成立是“大勢所趨”，除了政策層面，國家到地方的支持，有了更明確的規范和指導。在技術層面也有新的突破。京滬交易所和新成立的深圳數據交易有限公司均采用了隱私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技術，進一步保障了數據“可用不可見”，較之以前交易中心的純信息撮合或數據包交易的形式有較大的提升。

    在北京和上海的發布會上，數據交易所紛紛推出了新一代智能數據交易系統。北京國際大數據交易所IDeX系統是依托隱私計算、區塊鏈及智能合約、數據確權標識、測試沙盒等領域技術構建的新型數據交易系統。前述北京國際大數據交易所有關人士表示，北京數交所首創基于區塊鏈的“數字交易合約”，內容涵蓋交易主體、服務報價、交割方式、存證碼等信息，是交易連續、真實、可追溯的高可信“動態交易賬本”。同時，率先運用隱私計算和區塊鏈技術，實現交易數據的“可用不可見”和全鏈路存證，為數據供需雙方提供可信的數據融合環境。

    上海數據交易所交易系統則實現了全時掛牌、全域交易、全程可溯。交易所通過數據產品登記憑證與數據交易憑證的發放，實現一數一碼，可登記、可統計、可普查。盧勇表示，數據交易所平臺的核心競爭力在于一是解決效率問題，二是解決合規問題。交易所平臺是集約化的平臺，供需雙方可以多頭對接，這會幫助企業提升效率，攤薄成本。與此同時，數據交易所提供了合規的交易模式和手段，并留下憑證，這解決了合規風險問題，也為開展數據要素資源核算打下了基礎。

    記者還從相關途徑了解到，深數交目前已經完成了數據交易平臺原型系統的開發和《深圳數據交易有限公司交易規則》等10項規則標準的制定，并且在數據隱私保護、跨境數據交易等領域先行先試，開展積極探索。深數交有關人士告訴記者，深圳數據交易平臺將遵循分類分層的交易機制，對于高保密數據，將采用隱私計算技術，保障數據安全，實現數據的“可用不可見”。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云計算與大數據研究所副所長魏凱對證券時報記者表示，隱私保護計算技術的確能夠實現一定意義上的數據“可用不可見”，對于很多機構數據融合有用。以銀行授信為例，銀行可以通過購買的數據了解到擬授信公司在其他銀行貸了多少錢，但并不精確知道該公司在每家銀行的貸款額度。這對評估企業資質來說具有較大的參考價值。“當然，這項技術的使用也會有一定成本和性能上的損失。”魏凱說。

    突圍“高質量數據”

    供給瓶頸

    從過去數據交易所實踐經驗看，缺乏高質量的數據供給是重要拖累因素。國內數據交易平臺雖然發展7年多，但在高質量數據產品供給方面仍然存在明顯短板。在記者采訪中，不少被采訪對象透露了對本輪新設政府主導型數據交易平臺帶來數據供給市場變化的期待。

    北京數交所有關人士表示，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推動下，數交所已與北京市公共政務資源網、北京金融公共數據專區進行對接，利用金融數據專區對全市公共數據進行運營，對數據進行清洗脫敏和場景匹配，來提升數據價值。通過創新數字金融新服務，與商業銀行快速落地了“普惠金融數字畫像”“企業貸后預警”等，為實現數據價值化提供解決方案；創新商業決策新應用，構建城市地塊各項指標畫像體系和地塊價值評分體系，支持商業決策、門店選址等業務的開展；探索跨境流通新路徑，為有需求的跨國企業提供合規、安全、可控、可靠的跨境數據托管服務，探索形成數據安全有序跨境流動的實現路徑。

    上海方面，《上海數據條例》明確上海市政府辦公廳應當組織制定公共數據授權運營管理辦法，明確授權主體，授權條件、程序、數據范圍，運營平臺的服務和使用機制，運營行為規范，以及運營評價和退出情形等內容。據記者了解，目前這一工作正在緊鑼密鼓推進，公共數據的授權運營大概率由多家企業承接。

    深圳信息產業規模居全國首位，擁有華為、騰訊、中興、比亞迪、大疆等眾多國際性數字經濟知名企業，具備巨大的數字經濟產業發展潛力。深數交有關人士表示，深圳作為先行示范區，已在數據交易領域開展了一系列技術預研和實踐探索，深圳聯合國家信息中心成立粵港澳大灣區數據交易流通實驗室，搭建數據交易實驗平臺，圍繞數據確權、價格生成、可信流通等關鍵問題開展課題攻關和研究論證，已初步形成了一套具有深圳特色的數據交易操作模式和實現路徑。此外，公司的大股東——深圳交易集團控股公司已進行了數據交易相關的實踐探索，為建設深圳數據交易平臺打下了堅實基礎。

    據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與中國電子信息行業聯合會聯合發布的《中國政務數據治理發展報告（2021年）》統計，截至2020年上半年，我國已有130個省級、副省級和地市級政府上線了數據開放平臺。數據開放平臺逐漸成為地方數字政府建設和公共數據治理的標配，這為高質量的數據交易產品開發提供基礎。

    魏凱表示，目前對于違法違規買賣個人信息的入刑標準較低，這也是倒逼數據交易規范發展的強大助力。數據交易的灰黑產業鏈空間將進一步壓縮。

    不過，魏凱也提醒，目前并沒有法律規定數據交易必須通過數據交易平臺，并且深圳和上海在數據條例中明確提出，市場主體可以通過依法設立的數據交易所進行數據交易，也可以依法自行交易。而政府相關部門僅是鼓勵和引導市場主體依法通過數據交易所進行交易。

    “這就是說，未來數據交易仍然既可以交易雙方點對點完成，也可以通過交易平臺進行。”魏凱表示，目前數據交易市場仍然是需求大于供給，高質量數據主要集中在政府部門、頭部互聯網平臺和金融機構等主體手中，下一步不妨讓交易所持牌化，明確某些特殊數據交易必須通過交易所平臺，并進一步明確交易所的監管責任。

    交易平臺發展猜想

    從新定位到新技術賦能，本輪新設政府主導型數據交易平臺從一開始就讓業界嗅到不一樣的氣息。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上海和北京都不約而同地提出了生態鏈的發展思路。

    上海數據交易所提出了“數商理論”。盧勇說，傳統的數據交易往往發生在數據提供方、需求方和流通平臺這三者之間，甚至僅是供需兩兩之間。然而大量的數據流通是長鏈的，在長鏈的模式下可能更容易繁榮。比如，有些企業有數字化轉型的需求，但是他自己或者流通平臺并不一定能夠把它的訴求直接轉換成明確的需求，這就最需要人去做分析、協調、經紀。

    “數據流通交易生態是全鏈條的，在這里面需要有數據加工、數據分析、數據處理、數據評估、數據應用，甚至數據經紀。角色越多，玩家越多，市場越容易繁榮起來。”盧勇說，這也將是探索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的一個重要抓手，希望上海在數據交易規則規范方面的探索能夠為數據要素流動和數據生產要素統計做貢獻。

    盧勇表示，在上海數據交易所成立之前，市場并非沒有數據交易。但問題在于，其交易情況好比“打籃球的”和“跑步的”競技，盡管都是體育運動，但沒有一致的規則可依照，各有各的理解進行比賽。上海數據交易所希望能打造數據生態，讓大家使用同一套規則體系，去進行數據交易，達成規則共識，實現數據交易領域的“書同文”“車同軌”。公開信息顯示，在上海數交所揭牌當天，首批數商簽約，數量達100家。

    北京國際大數據交易所也建立了數字經濟中介服務體系。交易所有關人士告訴記者，北京數交所正面向全球首募數據經紀商和托管商，著力發展數據托管體系和數據經紀體系，建立數字經濟中介服務體系。同時，為發揮數據交易的平臺作用，讓多元的數據服務廣泛匯聚，讓巨大的數據價值充分釋放，北京數交所構建了數據經紀體系。數據經紀體系側重于數據的場景化利用，通過對接數據資源、開展經紀服務、撮合進場交易、解決客戶需求、參與價值分配，活躍數據要素市場，促進數據可信有序流通和市場化利用，加速數據與經濟活動融合，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

    據悉，北京數交所將加快推動公共、科研、交通、醫療等數據以及互聯網平臺、大數據公司、跨國機構等社會數據的進場，力爭2022年匯聚數據上一個新臺階。以金融科技、醫療健康等重點場景為引領，快速推動綜合業務場景的持續落地。

    魏凱認為，政府更有力介入，新技術有效應用或許能夠一定程度提升政府主導型數據交易平臺的競爭力。

    障礙和困難

    數據的應用使得社會治理模式發生變化，打造新型數字政府，推動政府用數據改進工作和開展決策。各領域數據匯聚和融合，促進了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優化升級。杜自然表示，數據流通交易的需求巨大，但大部分多在場外交易，容易產生糾紛。整體看與我國經濟規模的國際地位并不匹配。法律法規、制度機制、技術創新、市場供需等方面都需要加大力度推進，特別是制度機制的建立和法律法規的明確。

    中國政法大學互聯網金融法律研究院院長李愛君對證券時報記者表示，在國家層面，目前有了《數據安全法》和《個人信息保護法》的法律基礎。不過《數據安全法》的第三十三條只是對從事數據交易中介機構的原則性規定，缺乏可操作性。除此之外，就是一些地方性法規和地方政府規章的一些規定。但各地方性法規和地方政府規章的規定存在規則不統一。未來，可進一步細化制定數據交易平臺的規范。各地方前期的數據交易平臺的建立和運行積累了經驗，可在此基礎之上進行優化和總結數據交易模式、交易客體的范圍、交易的標準等和數據交易平臺能夠解決的數據流通的問題進行全面可操作性的整體設計。

    記者還注意到，目前數據交易并沒有明確的主管部門，各地的牽頭和推進部門不盡相同。李愛君認為，數據交易首先是市場行為，不是任何交易行為都需要主管部門。數據交易是否需要主管部門應根據數據交易的實踐出發。杜自然認為，目前數據交易沒有明確的主管部門與數據的特殊屬性有關。現階段和數據流通交易相關的部門有發改委、市場監督管理局、大數據管理局、網信辦、金融監督管理局等。設立一個新的數據交易主管部門也有利于提升監管效率。

    北京數交所的人士也坦言，雖然海量大數據的社會需求十分巨大，但受制于數據權屬界定、估值定價和資源投入等方面難題，我國的數據交易平臺市場依然處于探索階段。比如：合規交易的基礎是清晰的產權歸屬。但數據所有權擁有者是產生數據的個人還是記錄數據的企業，業界、學界和司法界莫衷一是，數據產品定價較難，新型技術的落地場景有待進一步開拓。現有平臺在數據安全保障、權屬界定、價值挖掘、創新應用等核心領域，應用AI、區塊鏈、聯邦學習、多方安全計算等先進技術創新依然不足，無法滿足多樣化的現實需求，導致“脫媒”交易現象嚴重。此外，國內大數據交易平臺普遍存在資金投入不足、專業人才不夠、經營經驗缺乏等問題。

    深數交有關人士對記者表示，11月初，深圳市政府常務會通過了《深圳數據交易有限公司組建方案》，目前，深數交籌建小組以務實的舉措穩步推進各項工作，后續還希望國家在政策扶持、放寬市場準入等方面予以支持。

    “現在，各地在構建數據交易平臺的模式機制上已經形成越來越多的共識，如何能夠推動場景化落地還需要不斷探索。”前述深數交相關人士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