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劉琪

    見習記者 韓昱

    2022年以來，在美聯儲激進加息、市場避險情緒上升等因素影響下，美元大幅走強，美元指數一度創下近20年來新高，主要非美貨幣顯著承壓，國際匯市“風云變幻”。

    面對外部沖擊，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全年有所貶值。截至12月22日20時23分，在岸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報6.9815，年初至今貶值約9.55%。但貶值幅度小于其他主要非美貨幣，如日元（對美元貶值14.79%）、英鎊（對美元貶值11.00%）。總體看來，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韌性”十足。外匯市場供求保持總體平衡，持續發揮匯率調節宏觀經濟和國際收支自動穩定器的作用。

    人民幣匯率

    雙向波動彈性增強

    Wind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在美聯儲加碼緊縮貨幣政策的快速推動下，美元指數上漲17.25%，在9月28日盤中上探至114.7926，創近20年來新高，同期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下降約11%。9月15日、16日，離岸、在岸人民幣在時隔2年多后，對美元相繼跌破“7”整數關口，引發市場關注。而自11月份以來，隨著我國經濟向好預期不斷走強，疊加美元指數在美聯儲放緩加息預期下沖高回落，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明顯上行，在岸、離岸人民幣于12月5日雙雙收復“7”關口，重回“6”字頭。

    “今年以來，人民幣匯率快速調整，沒有影響到國內物價和金融穩定，相反，人民幣匯率彈性增強，為國內貨幣政策堅持‘以我為主’提供了保障。”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認為，隨著國內穩經濟一攬子政策、穩增長接續政策效能逐步釋放、防疫措施不斷優化、更多消費和投資場景不斷釋放，2023年我國經濟總體向好是大概率事件。經濟強則貨幣強，隨著中國經濟基本面持續好轉，人民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亦有堅實基礎。

    “在經歷了過去幾輪匯率升貶值周期轉換后，對比過去幾年匯率波動情況可以發現，今年無論是市場參與者還是監管機構對于匯率波動的容忍度都更高，對于匯率波動更加理性從容。”中國銀行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王有鑫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在匯率快速突破某些關鍵點位之際，為了降低超調風險和“羊群效應”，監管機構及時出臺一系列穩定措施和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政策工具，對于穩定市場預期，釋放政策信號發揮了重要作用，一定程度上平滑了市場波動，使得跨境資本流動和市場波動逐漸回歸理性區間。

    民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溫彬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在9月中旬人民幣匯率接近關鍵點位“7”時，人民銀行采取多種措施穩匯率預期，對平抑市場非理性波動起到積極作用。

    記者根據中國人民銀行官網信息梳理，9月中旬以來，中國人民銀行適時出臺了多項穩預期措施，其中包括，在9月15日下調金融機構外匯存款準備金率2個百分點，由8%下調至6%；在9月28日將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從0上調至20%；在10月25日將企業和金融機構的跨境融資宏觀審慎調節參數從1上調至1.25。

    “不斷出臺的宏觀審慎工具，實際上是向市場釋放了匯率穩定的信號。市場均有比較積極的響應，對于平滑波動、緩解壓力起到了積極作用。”管濤分析稱，比如，9月末將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從0上調至20%，對于相關的外匯收支活動直接調節作用就較為明顯。政策出臺后，遠期售匯簽約額在10月份、11月份即出現較大幅度的下降。

    兩大因素支持

    人民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

    人民幣匯率之所以可以持續抵御重大外部沖擊，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主要有經濟基本面和政策面兩大因素支持。

    “在全球外匯市場大幅波動情況下，人民幣匯率能夠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主要得益于我國穩中向好的經濟基本面以及較為健全的外匯宏觀審慎管理制度。”溫彬說。

    王有鑫表示，我國經濟發展前景好、韌性強、潛力足、回旋余地大，經濟長期保持中高速增長，擁有全球最大的外匯儲備規模，經常賬戶保持較大規模順差，跨境資本流入不斷增加，為人民幣匯率穩定提供了堅實的基礎。與此同時，我國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日益完善，外匯儲備經營管理水平不斷提高，金融機構杠桿率較低，金融體系穩定性較強，對于外部風險也具有較強的抵御能力。

    溫彬進一步表示，隨著近年來我國匯率市場化改革日趨深化，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有序擴大、匯率彈性不斷增強，使得人民幣匯率能夠更好地發揮調節宏觀經濟和國際收支自動穩定器的作用。

    繼續完善市場化價格

    形成和傳導機制

    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2022年第三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顯示，今年前三季度，跨境人民幣收付金額合計31.5萬億元，同比增長15%。經常項目下跨境人民幣收付金額合計7.5萬億元，同比增長31%；資本項目下人民幣收付金額合計24萬億元，同比增長11%。同時，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直接交易成交較為活躍，流動性平穩，降低了微觀經濟主體的匯兌成本，促進了雙邊貿易和投資。

    管濤認為，在適應匯率雙向波動彈性增加、加強市場的風險中性教育、加快外匯市場的培育和發展背景下，一方面要繼續完善中間價的形成機制，進一步反映市場供求的變化；另一方面，要持續理順外匯供求關系，更好地完善外匯市場價格發現、資源配置和風險規避的功能。此外，要不斷健全宏觀審慎管理框架，對近年來積累的有效經驗進行評估、完善。

    溫彬表示，應進一步完善外匯衍生品體系建設，繼續推進外匯避險衍生品創新研發，為企業與金融機構提供更加豐富的外匯套保工具。同時應吸引更多類型的市場主體參與外匯市場交易和外匯衍生品交易，進一步完善市場化價格形成和傳導機制。

    “在經濟逐步企穩復蘇后，可在適當時機考慮進一步放松匯率波動幅度限制，不斷優化中間價形成機制，提升在岸匯率對離岸匯率的引導。”王有鑫表示，同時應不斷完善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管理，加強對國際股市、中資美元債、跨境信貸、離岸人民幣等領域以及非傳統風險的監測與管理，針對不同風險動態調整工具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