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個人資產的價值不斷增大，遺囑糾紛的數量、爭議金額和社會影響力也越大。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從中華遺囑庫獲得的最新數據顯示，截止到2020年6月30日，中華遺囑庫已登記保管逾17.02萬份遺囑，而遺囑信托總計有6份，其中一份遺囑信托于2016年設立，委托人在2019年底去世，目前該遺囑處于執行階段，其余5份未達到觸發條件。

    2020年5月28日，《民法典》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表決通過，并將于2021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其中在第六編第三章“遺囑繼承和遺贈”里提到，“自然人可以依法設立遺囑信托”。這一立法彌補了《繼承法》中對遺囑信托的缺位，實現了和《信托法》的對接。

    百瑞信托家族與慈善辦公室總經理張永稱其為：《民法典》照射到信托領域中最直接、最溫暖的一束光。

    遺囑信托實戰細節

    中誠信托戰略研究部發文稱，此次《民法典》對遺囑信托的首次明確，更多從遺囑繼承的角度出發，將其作為一類財富傳承的法定工具予以明確，將進一步豐富家族信托的設立方式。

    光最終是要落到地面上。談及《民法典》對遺囑信托業務開展的意義，張永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民法典》對遺囑信托的象征意義比較大，目前不單是自然人作為受托人來說各項規范的缺位，即使是信托公司作為受托人，執行遺囑信托的過程也面臨較多難點。“信托公司可以嘗試去做，但短期內不會大批量設立。”

    萬向信托家族辦公室負責人謝赟亦回復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稱，遺囑信托未來可能涉及的財產種類和情況都比較復雜，包括涉及的信托登記制度、繼承制度、稅收制度等其他一系列法律制度都需要未來在實踐中不斷配套和完善。

    這也是為何《信托法》實施至今，設立遺囑信托的案例依然寥寥。

    《信托法》中規定，受托人應當是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法律、行政法規對受托人的條件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相較于遺囑，遺囑信托最大的優點是確保遺產在被繼承人離世后按照其遺愿執行，防止繼承人因缺乏管理能力或者任意揮霍而使遺產流失，以及可以更全面、更細致實現對于未來幾十年甚至幾百年長期財產管理和家風傳承等需求。

    以浙江省舟山市方正公證處官網發布的一個案例，2016年3月8日，一位遺囑公證當事人帶著年幼的兒子離開嗜賭如命的丈夫，年逾四十被查出胃癌晚期，考慮到未成年的兒子無法獨立管理房產，故在她過世后暫不辦理該房產的繼承過戶手續，由其胞弟代為管理房產，胞弟也愿意接受她的委托。公證處受理了該筆遺囑公證，并稱其為全省首例。

    亦有少數信托公司在試水遺囑信托。2018年12月，北京信托成功設立一單遺囑信托，具體操作是委托人設立家族信托，現金資產放在家族信托項下進行投資運作，非現金資產的傳承需求則用遺囑信托來完成，以此來解決非現金資產的財產權過戶確權問題。

    遺囑信托的現實難題

    百瑞信托研發中心總經理陳進認為，遺囑信托的操作性很低，遺囑本身是否有效還需要做認證等等。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也從多個案例中觀察，其現實難題幾乎是行業共識。比如2020年1月，萬向信托落地了一單遺囑家族信托，并稱該遺囑家族信托是全國首單在委托人身故后，依據遺囑而設立的家族信托。該遺囑信托是委托人生前立下遺囑，遺囑中表明身后設立信托，難點不僅出現在遺產交付的環節，還出現在正式運行中。

    據謝赟透露，由于委托人于立遺囑階段就與萬向信托家族信托團隊進行了溝通，因此其團隊建議該委托人提前指定遺囑執行人，提前將財產做了轉移安排，以免無人知曉財產去處，無法查證財產。另外，所幸的是，在委托人身故后，法定繼承人均同意配合設立信托。

    委托人過世后，該遺囑信托正式運行，由于遺囑中某些描述存在歧義，或者沒有約定限制受益人臨時支取上限的情形，因此出現多位受益人找各種理由向家族信托申請生活補助。

    而此時委托人已經過世，受托人只能本著“所有受益人利益最大化”而非“個別受益人利益最大化”原則，根據委托人設立此遺囑信托的信托目的為“保障家人生活”，而非“供家人揮霍”的原則，與監察人一起，實地審核受益人領取信托財產的真實用途，并多方調解受益人之間的矛盾與訴求。

    謝赟亦坦言，一般來說，遺囑信托生效后，受托人是難以“越過”法定繼承人執行的，如果法定繼承人對遺囑信托發生爭議的，也不可避免會發生訴訟的情形。

    因此，為避免諸如此類的爭議，立遺囑人可事先指定遺囑執行人（可多人），另行開設共管賬戶，將現金等動產轉入該賬戶中。若遺囑生效，遺囑執行人可根據遺囑代替立遺囑人交付財產至信托中。

    “委托人過世后不動產如何交付至信托中，如果沒有法定繼承人的配合，目前的確沒有其他辦法可以補救。”謝赟認為，針對于此類的財產設立遺囑信托，建議訂立遺囑時，征得所有法定繼承人的一致同意，或者，坦然面對未來的訴訟爭議。

    中華遺囑庫創辦人陳凱亦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遺囑信托最大的問題是執行問題：如何讓受托人征得全體法定繼承人同意獲得財產的控制權、所有權。“目前財產登記管理體制未提供可供配合的程序，例如沒有法定繼承人的配合，不動產登記部門現在是不接受的。”

    引入遺產管理人制度

    “要求委托人在去世前在遺囑信托里寫得很清楚很詳細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張永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在民事信托里，很多遺囑信托都是委托人單方面設立的，以及遺囑信托生效條件是被繼承人去世，遺囑才得以執行，執行過程中的問題才會暴露。比如可能會出現受托人無法擔任受托人或者受托人拒絕以及受托人執行受阻的情況。

    對此，張永提出，建議在遺囑信托中設立遺產管理人。被繼承人去世后，遺產管理人負責其生前的債務糾紛、遺產保管、遺囑信托的落實，能夠代表立遺囑人。“要（被繼承人）生前非常信任的人，才可以把其設為遺產管理人，操持其身后事，甚至可以代表其和信托公司細化遺囑信托條款，這需要在遺囑里說清楚。”

    他認為，這次《民法典》第1145-1149條比較詳細地規定了遺產管理制度，對遺囑信托的執行、信托的成立及財產管理都極為有利，使得遺囑信托的操作性大大提高，是一大立法進步。

    陳進認為，該業務操作可參考西方國家實行的生前信托，具體來說，被繼承人生前就設立一個信托，包括具體細致的財產分配條款，與此同時，再配備一份遺囑，在遺囑內寫清楚，約定將來去世之后將遺產放入生前設立的信托里。

    陳凱則建議，遺囑信托的設立可通過遺囑+協議的方式進行，形成二者之間的嵌套關系。

    專業做受托管理的信托機構執行起來尚且不易，《民典法》中提及的自然人作為受托人更是面臨各類規范缺位。

    謝赟提出，在實踐中，如選擇除信托公司擔任受托人以外的其他受托人，受托人應更注意如何實現“分別管理、分別記賬”，以免未來發生不必要的訴訟爭議。

    “相比營業信托、慈善信托都有相關法律和部門規章，基本上能夠做到有法可依的現狀，民事信托立法缺位越來越明顯。”張永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自然人作為受托人有沒有門檻，信托財產如何實現隔離，如何防范受托人濫用權力，對外如何公示財產的信托屬性等等，基本上都是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