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見習記者 吳曉璐

    科創板試點注冊制前后，業內對建立中國證券集體訴訟制度的呼聲再次迭起，認為注冊制需要集體訴訟“保駕護航”。

    集體訴訟為何能擔此重任？最重要的一點在于賠償范圍默認覆蓋所有受損的投資者，投資者集體索賠金額巨大，能夠對上市公司產生強大威懾力。最典型的就是美國“安然財務造假事件”，投資者通過集體訴訟獲得了高達71.4億美元的和解賠償金。另外，在國外，由于市場化激勵機制，律師時刻緊盯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成為一支高效且具有威懾力的執法隊伍。

    而國內資本市場在投資者群體和監管方式上與國外不同，直接套用美國證券集體訴訟可能水土不服，業內人士認為，國內的證券集體訴訟，在保留集體訴訟中“申明退出”等核心要素外，應當體現中國自己的特色。

    保護投資者的“一把利刃”

    “作為新興經濟體，我國擁有全球規模最大、交投最為活躍的中小投資者群體，以股票二級市場為例，每年超過80%的交易額出自于中小投資者。”中山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湛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但由于信息獲取渠道以及專業知識的匱乏，規模龐大的中小投資者群體在市場中往往淪為“弱勢群體”。提高違法違規成本，可以進一步完善對中小投資者的保護，減少上市公司的管理風險，遏制上市公司違法違規的行為。

    在國外，集體訴訟是投資者最有力的武器，具有訴訟效率高、訴訟成本低、且能維護司法公平等優勢。其中，最重要的在于國外證券集體訴訟采用“申明退出”機制，一旦代表人起訴上市公司違法違規行為被坐實，賠償范圍默認覆蓋所有被侵權的投資者，投資者的巨額索賠也可以對上市公司起到震懾作用，從而規范市場運行。

    尤其在以信息披露為核心的注冊制下，上市公司準確、及時、充分地披露信息尤為重要。今年科創板試點注冊制前后，從業內到監管層，呼吁和推動建立證券集體訴訟制度的聲音不絕于耳。

    證券集體訴訟在美國運用較為成熟。在多年的實踐中，美國聯邦集體訴訟制度經過幾次修訂之后，減少了一些集體訴訟的弊端，實現了更加良好的社會效果。有業內人士對記者表示，美國集體訴訟制度幾次修改的內容，恰恰是集體訴訟的精華所在。

    據記者了解，目前美國聯邦集體訴訟制度的法律淵源主要是《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23條和《集體訴訟公平法》。現在的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23條最初制定于1938年，在最開始采用原告“申明加入”規則，由于在實踐中遇到許多困難，美國國會在1966年用原告“聲明退出”替代了原告“申明加入”。

    11月初閉幕的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決定》提出，強化消費者權益保護，探索建立集體訴訟制度。為建立中國特色證券集體訴訟制度，帶來了曙光。

    代表人訴訟的困局

    早在1991年，借鑒國外的集體訴訟，我國設立了代表人訴訟制度，采用“申明加入”原則，但相關案件一直較少。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金融法研究中心主任彭冰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之前國內證券民事賠償訴訟中很少實行代表人訴訟的原因，主要是法院不允許。不過，即使法院允許，代表人訴訟制度也有其缺點，那就是需要投資者主動提起訴訟或者加入訴訟，而多數證券投資者可能個人損失較少，因此不愿意主動提起訴訟，使得最終索賠金額也會比較小。

    相較于代表人訴訟，彭冰認為，證券集體訴訟是“默認加入、申明退出”，所以不需要所有受損的投資者都提起或者加入訴訟，索賠金額也會比較大，能對上市公司形成更強的威懾力。

    北京京師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王營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此前，代表人訴訟出現較少，有四方面原因，首先是制度原因。按照民訴法的規定，通常要求十人以上的共同訴訟，才有可能按代表人訴訟制度審理。我國立案制度是形式審查制度，從業務水平上來看，立案庭工作人員對上市公司虛假陳述進行實質審查，實現概率較小。

    其次是投資者原因。投資者往往分散于各地，彼此間不存在信任基礎，立案時達不到人數眾多的要求；第三是律師原因。按照代表人訴訟制度進行立案審理，現實中可能增加了工作量，卻沒有增加律師收益；第四是裁判效力擴張的原因。代表人訴訟制度系由代表人承擔前期風險和工作，卻有大量的同類投資者不承擔風險卻享受成果。長期來看，不具備可持續性。

    國浩律師事務所律師朱奕奕亦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與代表人訴訟的“申明加入、默認退出”相反，集體訴訟采用“默認加入、申明退出”，效率更高，覆蓋范圍更廣，所有涉及案件的投資者，都可以獲得相應的賠償。

    近日，證監會主席易會滿在《旗幟》雜志發表署名文章表示，要增加資本市場司法供給，積極配合推動證券法、刑法等法律法規的修訂，加快推進建立中國特色的集體訴訟制度，大幅提升違法違規成本。

    結合本土實際開展制度創新

    中國資本市場與國外主要的不同在于：一是中國投資者群體以散戶為主，二是資本市場實施“看穿式監管”。在構建和實施中國證券集體訴訟時，可以從中國市場的實際情況出發，呈現鮮明的中國特色。

    在科創板開板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就保障科創板試點注冊制改革、提高違法違規成本、完善與注冊制改革相適應的證券民事訴訟等方面提出了17項舉措，其中提到依托信息化手段，提升訴訟便捷性和高效性。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為設立科創板并試點注冊制改革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見》提出，依托信息化手段提高證券司法能力。“通過信息化手段實現證券案件網上無紙化立案，實現群體性訴訟立案便利化，依托信息平臺完善群體訴訟統一登記機制，解決適格原告權利登記、代表人推選等問題。”

    國內的證券集體訴訟也可以借助信息化手段，提升訴訟便捷性和高效性。借鑒此前證券市場欺詐發行先行賠付的相關經驗，如果上市公司違法違規坐實，確定索賠區間后，利用“看穿式監管”的賬戶體系和相關的交易數據，可以較方便的提取受害投資者的范圍及信息，實施精準的通知公告，利用信息技術結合審判實踐計算各自的賠償金額等。“與境外集體訴訟相比，這將大大節省律師為主進行集體訴訟的時間成本和調查費用。”

    另外，在賠付流程上，也可以借鑒先行賠付的賠付辦理流程，賠償金直接打入投資者證券賬戶。證券集體訴訟整個流程，都可以通過網絡高效、低成本完成。

    若全部流程通過網絡進行，律師的作用將會淡化，國外濫訴的情況，在國內也可以得到有效控制。

    “在國外，集體訴訟往往是律師發動的，但這些律師有可能會為了追求自身利益，出現濫訴的情況。另外，在集體訴訟中，原告律師也可能為了自身利益，而放棄對投資者最好的利益的追求，提前與被告上市公司和解，使得投資者的利益無法得到保證。”彭冰表示。

    彭冰認為，在國內，初期可以選擇中證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或投資者保護基金作為集體訴訟的代表人或發起人，更符合中國國情。中證投服或投保基金等機構探索出成熟經驗之后，可以制定合適的激勵和監督機制，鼓勵大型機構投資者、律師等社會力量作為代表人或發起人，對違法違規的上市公司提起訴訟，形成更有威懾力的社會監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