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2日，美股引領全球股市開啟暴跌模式。拉長周期可以發現，本次全球股票價格波動發生在逢七逢八敏感年份，疊加前期股票價格過快上漲積累了較大的泡沫風險，且不少國家央行啟動了貨幣緊縮周期的因素。總體上我國不存在類似美國等主要發達國家的巨大資產泡沫風險，但考慮到資產價格波動具有跨國傳導特征，絕不能對全球金融風險掉以輕心。要未雨綢繆，加強形勢跟蹤和政策研判，為防范潛在金融風險做好周全準備。

    一、發生全球性金融危機概率有所提升

    （一）逢七逢八年份容易發生全球性金融危機

    回顧近幾十年經濟的歷史可以發現，每經過十年左右的時間會發生一次全球性金融危機，并且多發生在逢七逢八的年份。1987年10月19日，美國道瓊斯工業指數在幾乎沒有任何預兆的情況下，單日大跌22.6%。在美國市場瘋狂的拋售壓力下，中國香港、日本、歐洲等股市集體恐慌性大跌。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以匯率危機為導火索。在國際投機資本大量拋售泰銖的壓力下，1997年7月2日泰國中央銀行放棄維持泰銖幣值的制度，使其幣值分別在在岸市場和離岸市場分別下跌14%、19%，隨后匯率危機蔓延到東南亞其他國家。截至1997年12月底，美元相對于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韓國和印度尼西亞的貨幣分別升值了52%、52%、78%、107%和151%。與幣值大幅貶值相伴隨，這些國家的資產價格也遭受了巨大沖擊。2007年4月2日，美國最大的次貸機構新世紀金融公司申請破產保護，從而標志著“次債危機”開始爆發。2008年9月15日，具有158年歷史的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申請清盤破產保護，導致美國股市創下了自2001年“9·11”事件以來最大的單日跌幅。與此同時，全球金融市場開始動蕩。由此可見，從金融市場周期規律來看2018年發生全球性金融危機的概率較高。

    （二）主要國家股市過快上漲埋下隱患

    世界各國為應對“次債危機”采取了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受此影響全球主要股票市場開啟了史無前例的繁榮周期。2018年，美國、英國、德國和韓國股票價格均創出歷史最高水平。自從2009年走出“次債危機”陰影后，美國道瓊斯指數除2015年股票市場微幅下跌外，其余年份均保持了上漲趨勢，尤其是2016年和2017年股票市場更是呈現出加速上漲的趨勢，2018年創下歷史最高位26616.71點，較上一輪股市周期高位2007年的14198.1點上漲了80.5%，較周期低位2009年的6469.95點上漲了311.4%。2018年，德國股市DAX指數創出歷史新高13569.89點，較上一輪周期高位2007年的8151.57點上漲了66.5%。較周期低位的2009年3588.89點上漲了278.1%。2018年，英國富時100指數創下歷史最高水平7792.56點，雖然較歷史最高位1999年的6950.60點僅上漲了12.1%，但較前期低位2009年的3460.71點上漲了125.2%。2018年，韓國股市同樣也創出了歷史最高水平，韓國綜合指數高達2607.10點，較上一輪周期高點2007年的2085.45點上漲了25.0%，較周期低點2008年的892.16點上漲了192.2%。日本和法國雖然沒有超越歷史最高水平，但是也紛紛創出近期新高。在大多數經濟體弱復蘇的背景下，近幾年股票價格持續長期過快上漲帶來的市場繁榮缺乏可靠支撐，存在較大的內在向下調整的風險。

    （三）多國央行紛紛加入啟動貨幣緊縮行列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最新一期的全球展望中將2018年和2019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均上調了0.2個百分點至3.9%，這說明經過“次債危機”后長達十多年的調整全球經濟開始出現復蘇的態勢。與此相伴隨，就業市場逐步改善且通脹出現了上升的苗頭，于是多國央行紛紛開啟了新一輪貨幣緊縮周期。以美國為例，近幾年失業率持續處于下降通道，2017年10月份降至4.1%，觸及17年以來的低位，并一直維持到2018年1月份。2017年9月至12月，美國CPI同比增速連續4個月維持在2%以上。為此，美聯儲于2017年12月14日將聯邦基金利率上調25個基點，達到1.25%至1.5%的水平，這是2015年以來美聯儲連續第5次上調政策利率，市場預計2018年美聯儲還將加息3次。

    歐洲、韓國等國也紛紛加入了貨幣緊縮的行列。2017年10月，歐洲央行決定收緊量化寬松貨幣政策；2018年1月開始將月度購債規模從600億歐元減少為300億歐元，一直維持到2018年9月。2017年11月30日，韓國央行宣布將基準利率從1.25%上調至1.5%，為六年來首次加息。考慮到失業率較低且通脹壓力過大，英國央行在2017年11月宣布了10多年來的首次加息。回顧金融危機史可以發現，采取加息或者縮減貨幣供應量的緊縮貨幣政策往往是刺破資產價格泡沫的最直接誘導因素。貨幣緊縮的盡頭一般是金融危機。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美聯儲連續17次加息，聯邦基金利率從1%升到5.25%，這大大增加了購房者按市場高利率還貸的壓力，導致次貸市場違約事件劇增，從而觸發了波及全球的次債危機。

    二、海外股市波動對我國經濟的潛在影響

    當前，我國經濟已深深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2017年，我國進出口規模高達27.8萬億人民幣，占當年GDP的比重超過33.6%；全國實際使用外資8775.6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7.9%。資本市場方面，資金跨境的頻繁流動和信息跨國傳導容易使全球金融市場出現共振現象，尤其是滬港通等舉措使得該特征更為明顯。近幾年，我國創投資本市場也呈現出愈加明顯的國際化趨勢。因此，國外發生金融危機將對我國經濟產生直接或間接的負面影響。

    （一）引發投資者恐慌情緒，導致資本市場非理性波動

    實證研究成果證明，短期內投資者預期對資產價格波動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信息資訊世界傳播時效性較之以往大大增加，投資者做投資決策不再僅僅依靠國內經濟變量，而是把國外經濟信息也納入進來，因此，股票等資本市場尤其在非常時期發生共振的現象越來越頻繁。這一方面使得即使經濟基本面良好的經濟體也存在發生金融危機的可能，另一方面使金融危機從過去的國別金融危機逐漸向區域性和全球性金融危機方向演化。

    （二）改變當前進出口良好態勢，加大宏觀經濟下行壓力

    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我國進出口往往容易遭受較大沖擊。以美國次債危機期間為例，2008年下半年危機效果開始顯現，導致2008年我國凈出口金額僅增長3%，較2007年大幅下降了39.5個百分點，2009年進一步跌至-35.7%，且負增長的態勢一直持續至2011年才結束。2017年，我國經濟出現了弱復蘇格局，GDP實現增長6.9%，較2016年提高了0.1個百分點，扭轉了2010年以來經濟增速持續下行的態勢。但從需求結構來看，世界經濟溫和復蘇驅動出口快速增長對于促進我國經濟企穩弱回升發揮了重要作用。2017年，我國貨物和服務凈進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9.1%，扭轉了連續兩年負貢獻的態勢，創出了自2008年以來的新高。因此，如果剔除貨物和服務凈進出口的影響，那么2017年難以實現經濟增速的回升。假設美國等國家股市劇烈波動演變成全面的金融危機，那么當前我國良好進出口態勢將難以維持，進而威脅我國經濟來之不易的企穩向好態勢。

    （三）沖擊創投資本市場，破壞培育新動能融資環境

    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對于實現高質量發展和加快構建現代產業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據測算，2017年新動能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即新動能對2017年GDP增幅貢獻了2.1個百分點。從融資角度來看，新動能行業缺乏抵押品，技術和市場面臨高度的不確定性，信貸和債券等傳統融資手段難以提供有效支持，因此，新動能只能依靠天使、VC、PE等股權投資手段。德勤與投中信息聯合發布《中美獨角獸研究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6月底全球共有252家非上市公司的估值大于10億美元，其中美國和中國分別位居獨角獸數量的首位和第二，全球占比分別為42.1%和38.9%。如果離開創投資本市場的融資支持，我國不可能涌現出如此多數量的獨角獸企業。數據表明，絕大多數股權投資的終極目標是通過IPO實現資本退出。如果股權投資市場正常運行機制受到影響，間接對新動能融資產生沖擊。

    三、防范潛在全球金融風險沖擊的

    對策建議

    與次債危機發生時我國經濟處于繁榮周期頂部不同，本次全球金融風險爆發對應我國經濟增長周期底部區間階段，宏觀調控總基調是穩增長而不是防過熱，因此不存在嚴厲宏觀調控引發經濟加速下滑的風險。由于2015年和2016年政府采取果斷措施提前抑制住股票和房價的非理性上漲，因此總體上我國不存在類似美國等主要發達國家的巨大資產泡沫風險。但考慮到我國資產價格波動具有跨國傳導特征、金融市場仍不健全且實體增長基礎仍不牢固，因此要未雨綢繆，加強形勢跟蹤和政策研判，為防范潛在金融風險做好周全準備。

    （一）加強投資者預期引導，防止誤傷資本市場

    應該看到，我國在應對資產價格泡沫的問題具有很強的前瞻性。正是由于前幾年合理的政策決策，使得當前我國股票等資產價格沒有積累風險泡沫，估值水平總體上處于合理區間。在全球經濟深度一體化背景下，投資者預期跨國傳導特征非常明顯，因此沒有泡沫的資本市場并不意味著沒有風險。要建立科學的投資者預期監測制度，以周或者月為單位定期監測股市和房地產市場中投資者對于股票價格和房價走勢的預期，及時發布相關政策引導投資者預期。當發現投資者形成一致下跌預期時，就要及時采取必要措施進行干預，防止外部沖擊誤傷國內資本市場。

    （二）著力發揮消費牽引作用，加快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

    健康的實體經濟是成功應對外部危機的重要前提條件。當前，我國宏觀經濟領域面臨最大的挑戰是新動能雖有速度但無體量，不能完全填補傳統動能衰退留下的增長缺口，致使經濟持續處于周期底部運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發生全球性金融危機進而嚴重沖擊我國出口市場，必然會進一步加劇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在不能依靠傳統方式繼續刺激投資穩增長的條件下，需要依據我國發展階段變化的客觀實際尋求新的經濟增長動力源。近幾年，我國居民消費支出占GDP比重走勢表現出趨勢性增強態勢，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逐步增強，已連續4年對GDP的增長貢獻超過投資。我國經濟已經進入消費主導型階段，因此未來投資要著重突出消費導向，以消費為牽引合理布局投資領域和規模，加強無人駕駛等新消費基礎設施建設、增加中高端服務和消費品供給產能、突破一批消費型關鍵技術，防止出現無效和抵消投資，推動實體經濟進入一個兼顧可持續和抗風險的良性增長軌道。

    （三）深化金融市場改革，提升人民幣的國際貨幣地位

    穩健的金融市場擁有較強的自我調節能力，能夠平抑資本市場的非理性波動，確保金融市場重新達到動態均衡。因此，穩健的資本市場是化解外部危機沖擊風險的有效制度保障。當前，我國金融市場仍不健全，存在較大程度的扭曲。2017年M2/GDP的比值高達202.7%，位居世界前列，這表明我國總體貨幣供應充裕。但充裕的貨幣供應并沒有帶來低成本的資金，2017年我國社會融資（企業）平均融資成本高達7.6%；2018年，銀行間同業拆借加權利率（1天）持續運行在2.5%以上。充裕的貨幣供給為金融衍生品過度生長創新提供了豐厚土壤，加劇了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高企的利率又加大了實體經濟創新成本，不利于新動能成長。上述因素疊加規模龐大的影子銀行和較高的杠桿率，外部金融沖擊容易誘發系統性金融風險。因此，要加快推進金融制度改革，繼續強化金融監管，適度放慢金融創新步伐，降低市場扭曲程度，實現金融市場發展的行穩致遠。回顧歷史可以發現，美國都會利用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收割歷次危機紅利。與之前不同，本次資產市場波動發生的背景為美國綜合國力繼續衰減且美元指數周期的高點一次比一次低。因此，要抓住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全球政治經濟格局調整的契機，借助“一帶一路”倡議，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為人民幣早日成為國際儲備貨幣添磚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