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家庭杠杠率是否過高的問題備受關注，在10月20日由北京大學經濟學院、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主辦的2019年第三季度宏觀經濟形勢分析會上，西南財經大學經濟與管理研究院院長、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主任甘犁稱，由于接受調查住戶存在少報、瞞報和漏報情況，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被低估了1.3萬元，這導致家庭實際債務收入比被高估。

    他認為，家庭債務風險整體可控，但需關注結構性風險，中國個人住房貸款增量貢獻64.5%中長期消費貸款增量，增長速度不可持續；尤其是2017-2018年，中國多套房房貸增長速度高達23.4%，占據了住戶部門消費貸款增量的57.1%，后者是中國家庭債務最大的問題與風險。

    甘犁指出，中國家庭債務風險升高是去年以來在社會上引起廣泛關注的問題，中國家庭債務收入比增長迅速，中國的債務收入比已和美國接近，而美國是一個借債的國家，中國原來是一個不借債的國家，一時引發熱議，很多人認為家庭杠桿不能再加了，政府不能加了，企業不能加了。

    但他認為，中國家庭債務的風險或許沒那么高，他介紹，債務的數據是人民銀行公布的銀行貸款數據，這并無爭議，但存在爭議的地方在收入上：美國債務收入比用的是資金流量表的收入，而中國用的是家庭住戶調查的收入。

    他介紹，住戶調查的收入與資金流量表中的可支配收入存在著30個百分點的差距。比如，根據目前能獲得的最新數據，2016年家庭住戶調查的是32.9萬億的可支配收入，但資金流量表的收入是45.6萬億。

    “這里面的原因，我們做抽樣調查非常理解，因為住戶調查入戶以后有很多問題，首先是高收入階層比較難以入戶，他容易拒絕你訪問。第二，訪問的時候他還有隱瞞收入的問題。所以，你核算出來的總收入是被低估的，這不光是中國的問題，全球所有的住戶調查都面臨同樣的問題。”

    基于存在的這一問題，甘犁對中國家庭可支配收入進行了重新估算，即把中國整個住戶部門算作一個家庭，分別列出收入與支出，其核算出來是數據是：2018年中國可支配收入為57.7萬億，而國家統計局是39.4萬億，差額18.3萬億，人均可支配收入可能被低估了1.3萬元。

    基于此，甘犁得出三個結論：

    第一，中國的債務收入比和大多發展中國家處在同樣一個水平，低于發達國家，但是增長的速度很快。

    第二，中國家庭債務在GDP的比重是49.2%，而美國的這一數據為77.7%。

    第三，中國的家庭資產負債率為5.7%，這一數據只有美國的一半，美國的這一數據是12.2%。

    因此，他認為，從總量上看，中國收入低估抬高了中國的債務收入比，實際上整個中國的家庭杠桿風險從宏觀上看是可控的，并沒有那么嚴重。

    但在結構上，甘犁認為，中國家庭負債確實面臨諸多問題。

    第一是增長率過高，尤其是個人住房貸款余額增速已達23.4%，住戶個人住房貸款的余額增速快于其他部門，個人住房貸款增量貢獻了64.5%的中長期消費貸款增量，增長速度較快，不可持續。

    第二是多套房房貸增長速度過快，2017到2018年，個人住房貸款余額同比增長17.8%，其中，首套房房貸增長速度8.0%，是住戶部門消費貸款增量的10.1%；但多套房房貸增長速度為23.4%，是住戶部門消費貸款增量的57.1%。

    甘犁指出，2011年的住房貸款只有27.4%是投在多套房上的，72.6%是投在首套房上的；而在2018年，65.9%的住房貸款被投到多套房上，只有34.1%的貸款投到了首套房。

    他表示，當前，新購房的家庭是以多套房為主，早期是首套房剛需為主，而2018年以后真正的家庭首套購房占比為12.8%，二套房是60.7%，三套房或以上是21.5%。城鎮地區新購住房中，首套房比例持續下降，有房家庭購房更有可能導致住房空置。

    而根據房價壓力測試——當房價下跌時，空置住房比非空置住房更有可能遭受更大的損失。

    “有這么多房子，我們擔心房子的價格供給彈性變化。比如，房價下跌時什么家庭會賣房子？怎么個賣法？大家售房的可能性會增加多少？我們的研究是：有負債的家庭賣房的比例遠遠高于無負債的，原因是急需現金。在過去半年售房的家庭中，有負債的是沒負債家庭的兩倍，有負債急需現金的家庭很高。”

    “有投資性借貸的家庭，會增加10個百分點賣房的可能性，擁有消費性借貸增加兩個百分點，擁有城鎮住房增加27個百分點，擁有二線城市增加11.8個百分點，三線城市8個百分點。房價下行什么樣的家庭容易買房子？這可以給一個比較清晰的回答。”他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