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德旭

    李克強總理代表國務院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在回顧2019年和今年以來的工作時指出，三大攻堅戰取得關鍵進展，“金融運行總體平穩”；但受全球疫情沖擊、世界經濟嚴重衰退、產業鏈供應鏈循環受阻、國際貿易投資萎縮、大宗商品市場動蕩等的影響，“金融等領域風險有所積聚”；在談到下一階段工作總體部署時強調，要“加強金融等領域重大風險防控，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這對下一步防控金融風險提出了明確要求，也指明了方向。

    眾所周知，隨著金融的全球化，金融業的快速發展，金融效率的不斷提高，金融作用的增強和地位的提升，金融在自身發展日益壯大且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經歷或面臨著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或劇烈震蕩，這就表現為金融風險。金融風險的危害巨大，其引發的危機將對經濟、社會甚至國家安全造成全局性的負外部效應。因此，我們必須始終繃緊金融風險防控這根弦，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增強金融風險防范意識，未雨綢繆，密切監測，準確預判，有效防范，不忽視一個金融風險，不放過一個金融隱患。

    金融風險防控

    面臨新的形勢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金融風險防控面臨著不同于以往的新形勢。

    其一，作為金融發展基礎的經濟下行壓力明顯加大、持續加大，與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相比，我國經濟增長出現了顯著下滑趨勢，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來保增長、穩增長。

    其二，隨著中國金融對外開放的日益擴大，更容易受到外部市場、外部環境的影響和沖擊。2018年以來，我國在金融開放方面出臺了多項舉措，開放的速度明顯加快、開放的力度明顯加大、開放的領域明顯擴大。與此同時，外部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面臨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明顯增加。由此帶來的難題，既包括我國的金融監管能力和水平是否能夠達到保障金融安全的需要，也包括國際市場的波動和發達國家的財政貨幣政策變化都可能對我國金融市場和金融政策造成影響和沖擊。

    其三，金融科技的快速發展，區塊鏈、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廣泛滲透到金融領域，金融與科技深度融合，科技驅動的各類金融創新層出不窮，極大地改變了傳統的金融業務形態、金融業務模式，金融賬戶和數據的關聯性、交叉性不斷增強，金融活動的實時性和不間斷性越發明顯。大量業務由線下轉到線上，交易鏈條延伸擴展，交易行為主體間的連接模式更加復雜，與外部機構的聯系與合作更加廣泛。可以說，金融科技帶來了一場深刻的金融革命，金融科技直接或間接導致金融風險的隱蔽性、交叉性、傳染性、復雜性和突發性更為突出。這樣一些新的形勢，必然對金融活動、金融業務、金融市場、金融服務產生巨大的影響。具體到金融風險方面：一是帶來新的金融風險、催生新的金融風險、引致新的金融風險；二是加劇原有的金融風險、強化原有的金融風險、放大原有的金融風險；三是加大防控金融風險的難度，導致金融風險的預警、識別和處置都更加困難。

    其四是新冠疫情對實體經濟、對投資者和消費者信心、對市場預期等方方面面的影響與沖擊，會直接傳導金融風險和加大金融風險，導致金融風險防控面臨更加復雜、更加艱難的局面。

    值得關注的金融風險點

    一是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地方政府債務（包括隱性債務）規模過大和增速過快，一直是近年影響中國經濟轉型，并可能觸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的主要因素之一。事實上，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也是財政收支失衡得不到及時彌補、財政脆弱性加劇的直接表現。受疫情的沖擊，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顯然呈加劇之勢。一方面，地方財政收入進入負增長區間，地方財政減收成為導致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加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全面減稅降費和疫情沖擊勢必導致地方財政維持或增加收入更加困難。2019年已經有一些省份財政收入出現了負增長。今年一季度，我國GDP下降6.8%，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下降14.3%，相應地，全國有28個省份財政收入出現負增長。另一方面，地方財政支出超常規增長。地方財政支出增長勢必導致地方政府債務壓力加大。特別是為了抗擊疫情、實現復工復產，地方政府想了很多辦法為醫療救治、物資保障以及企業復工復產等提供了資金支持，使本已十分困難的地方政府財政雪上加霜。

    二是房地產企業金融風險。伴隨著國內外新冠疫情對房地產市場供給端和需求端帶來的巨大沖擊，房地產開發企業的金融風險開始逐漸暴露，并呈現出局部范圍內擴散蔓延的態勢。從今年第一季度已公布的22家房企銷售業績來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銷售目標完成率均值僅為全年的12.7%。由于銷售回款和開復工延期、地產股劇烈動蕩、政策層面未見明顯松動，對長期以來依賴高負債率、高杠桿率模式運行的房地產企業沖擊非常明顯，房地產企業的金融風險正在逐漸暴露。一方面，債務違約和行業金融風險持續加大。到目前為止，房地產企業資產負債率仍處于高位，滬深兩市145家上市房地產企業平均資產負債率為80.08%，遠遠超過資產負債率40%~60%的合理區間，許多大型房地產企業近期已出現到期債務實質性違約事件。另一方面，局部地區和上下游行業風險壓力上升。受區域房地產市場走勢和調控政策的影響，房地產開發企業資產負債率呈現出較大的區域差異，進一步加大局部地區的金融風險防控壓力。再一方面，海外發債融資面臨全球金融市場劇烈動蕩，房地產企業的外債風險也在逐步加大。

    三是中小商業銀行風險。受疫情的影響，企業外部經營環境發生巨大變化，企業尤其是大量的小微企業、民營企業正常生產經營秩序被打亂，上下游供應鏈發生斷裂，營業收入和現金流減少，效益大幅下滑，經營壓力明顯加大。不少中小企業出現資金鏈緊張、甚至斷裂，即使給予了一定期限的貸款展期，也存在無力歸還貸款的情況。尤其是餐飲、酒店、旅游、批發零售、文化體育、交通、低端制造業等行業受沖擊最大，受全球疫情大流行影響，產業鏈、供應鏈出現斷裂風險，部分企業出口受阻，出現退單，部分企業關鍵零部件進口受阻，疫情對企業經營影響面進一步擴大。而這些中小企業多是中小商業銀行的基本客戶，中小企業收入大幅減少，盈利能力下降，還款能力減弱，勢必導致后續中小商業銀行不良資產增加、資產質量下降，流動性風險加大。

    防控金融風險的舉措

    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的長期性任務、根本性任務，是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金融治理體系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和必然要求。

    第一，在思想上要始終繃緊防控金融風險這根弦，充分認識防控金融風險、維護金融安全的極端重要性。歷史上，全球金融危機的教訓是深刻的、慘痛的。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維護金融安全和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工作，多次就此發表重要論述，反復強調：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維護金融安全，是關系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一件帶有戰略性、根本性的大事，切實把維護金融安全作為治國理政的一件大事抓緊抓好，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這為防控金融風險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們必須充分認識金融風險的巨大危害，高度重視對金融風險的防控，既要打好防控金融風險攻堅戰，更要打好防控金融風險持久戰。

    第二，對不同的金融風險采取更有針對性的防控舉措。比如，在防控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方面，要通過對地方財政收支情況和債務運行狀態的分析，準確評估地方財政空間，估算出地方政府未來可支配的無風險財力規模。這樣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事前控制，也能識別財力較好地區和財力困難地區的財政可承受能力差異。在財政空間約束下行事不僅能夠有效發揮積極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復蘇的作用，促進地方政府債務融資功能發揮，而且有助于防范債務風險，解決財力與負債長期不匹配的難題。在防控房地產企業金融風險方面，要加快推廣房地產企業壓力測試和分級評價制度，進一步完善房地產行業風險預警機制，分類推進房地產企業債務置換展期和幫扶政策落實，積極穩妥選擇外債融資工具和金融產品，注重規范房地產企業海外發債行為，有效防控潛在外部金融風險，促進房地產企業融資結構優化，逐步增強房地產企業的資產流動性，有效防范化解房地產企業債務風險。在防控中小商業銀行風險方面，要按照中央“穩定大局、統籌協調、分類施策、精準拆彈”的基本方針，防范化解中小商業銀行風險。要進一步深入細致地測算分析中小商業銀行面臨的風險暴露情況，對中小商業銀行內控有效性進行精準分析，分類排隊，在總體分析和風險隔離基礎上，對于部分中小商業銀行特定風險類別，有效切斷外部客戶風險與銀行風險的互相傳染，防止引發群體性事件，同時，還需要同步完善配套機制，激勵約束并重，激發中小商業銀行內生動力，不斷完善內部控制體系，拓寬中小商業銀行資本補充渠道和來源，提升風險管理能力。

    第三，要注重構建全方位的金融風險防控戰略體系。防控金融風險，要從國家安全的戰略全局出發，遵循金融運行的基本規律，堅持底線思維、系統思維，堅持立足國情，加快構建符合中國實際的金融風險防控戰略體系，也就是，建立健全金融風險的早期識別、評估、監測和控制機制，建立健全金融系統性風險的早期預警和化解機制，建立健全金融危機救助和處置機制，夯實金融風險防控的基礎設施，逐步形成從結構性風險到系統性風險、從內部到外部、從地方到中央、從預警和防范到隔離和化解、從救助到處置的立體式金融風險防線。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