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遇到不少吐槽，其中最為典型的是一位白富美女友，她埋怨這兩年的消費水準直線下降，從金融街連卡佛的大牌專賣店直接“墮落”到了去拼多多搶購家居服。作為一名典型的中產階級主婦，幾年前她從金融公司離職，專職撫養年幼的兒子，二胎政策放開后，她火速跟上潮流，一雙兒女湊成“好”字。

    在中國社會對于家庭主婦“不事生產”的刻板印象之下，這些主婦們的日子并不好過，雪上加霜的是，這兩年又遇上了經濟周期的低谷，在她們的丈夫時刻擔憂被卷入裁員大潮或者破產清算時，焦慮如同野草蔓延到了這些曾經以插畫、看影展為樂的妻子們的生活里。

    正如美國作家米爾斯在他的著作《美國的中產階級》中所說，區別于農場主、商人等老式的中產階級，目前的新式中產階級多指管理者、工薪階層、和辦公室人員，他們多依附于龐大的工作機構，專事非直接生產性的行政管理工作與技術服務，依靠知識和技術獲得穩定且豐厚的薪水。自上個世紀40年代起，這一類人群已成為推動現代化社會發展、引導社會消費、穩定社會形勢、定型社會規范及主流社會價值觀的主體力量。

    相同的狀況發生在近幾十年來的中國。這一類人群通過接受教育、社會的公開競爭獲得職位，相比于“老錢”階層，他們對于自己已獲得的社會地位與聲望充滿了不安全感，對于不可知的前途和成功充滿了焦慮。而這一種焦慮在經濟周期的低谷到來之時顯得更為迫切。作為家庭經濟支柱的男人擔心的往往是一朝滑落到底部，只好奮力向上，抓住已有的房、車和其他保值率越來越低的資產。

    更焦慮的是這些中產階級的主婦們。“月薪十萬在北京能干什么？”女友給我算了一筆賬——房貸2萬多，保姆及其他家政支出1萬，子女早教及其他消費2萬多，剩下的就是家庭類的支出了，比如伙食費、水電費、最后才是置裝費，和一年幾次長假的旅行費。最讓她介懷的是，近兩年的貨幣貶值只好讓他們未雨綢繆，把每年一度的歐美游置換成了東南亞三日行。

    在東亞社會的價值觀里，女性往往成為照顧家庭的主體，這意味著她們需要犧牲自己更多的自由與前途，來投入到這一份表面看起來無法創造財富的工作中去。全職主婦，在日本、韓國一直作為傳統存在，在我曾經居住的寓所里，就有不少來外派來中國的日本家庭，女人們在凌晨5、6點便起床做便當，給孩子準備上學的資料，給丈夫搭配好每日的服裝，在男人們睡眼惺忪地吃完早飯出門之后，便是女人們收拾餐具并且送孩子們上校車的時間了。

    不過，焦慮的中產階級主婦們總有辦法在竭力保持光鮮現狀之下找到緩解焦慮的方法。比如上文所說的去拼多多搶貨，或者去閑魚購買二手貨，當然這需要相當熟稔的眼光及果決的判斷力。更是嘆為觀止的是，另一位杭州女友向我介紹了種種“薅羊毛”的技巧，比如用各色不同的信用卡積分換取航空機票、安縵、萬豪等五星級酒店住宿，甚至搶到一折的香港半島酒店的月餅券。這和我記憶里的一擲千金熱愛菲拉格慕的女友形象似乎已經不太一樣了。

    “每個人都要在艱難的現實里過下去啊！”她在微信里朝遠在新加坡的我甩過來一句話，附帶一個委婉微笑的表情。這不由得讓我想起了張愛玲的“生活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

    不得不感嘆，經濟周期總處于循環往復的大概率圓周之中，不同的只是表現形式與處于其中的人們的主觀感受。畢竟對于廣淼的歷史進程來說，個體的命運只是漂浮的一葉，隨之起伏、沉浮。

    寫到這里，同為中產階級家庭主婦的我往空氣里噴了幾滴喬瑪龍新出的忍冬花香水，決定忍住洶涌人潮帶來的不適，把孩子扔給菲傭，肉身親去烏節路搶購一下半價的蛋黃流沙月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