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斌

    算法理論（參閱拙著《算法經濟理論：經濟學的認知革命及其大綜合》，經濟日報出版社，2019年5月）作為一個重要的原理性發現，可以用于破解眾多的哲學、人文與社會科學謎題。本文謹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它的作用。

    源于古希臘時期的西方哲學，其突出特征是它的理性主義。古希臘的哲人慎思好辯，啟蒙的精神溫暖人心，近代科學的成功則令人鼓舞。然而，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時，思想界的風氣卻發生了變化，其表現之一就是非理性潮流的興起。

    奧地利醫生西格蒙特·弗洛伊德令人吃驚地斷言，人受到欲望（尤其是性欲）、本能或“潛意識”的控制，因而遠不是理性的。普通讀者一般較少注意的是，弗洛伊德是采取理性的科學方法來論證“非理性”如何可以“合理地”產生、致病以及如何可以治愈的。弗洛伊德不假思索地認為人的思想系統天然就是“理性的”。所以，他的核心論點實際上就是，人的精神系統中存在著“非理性”與“理性”兩個并行的子系統。

    精神分析學派只是批判理性主義的力量之一。在眾多思想潮流的聯合圍剿之下，學術界的風氣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然而，居于主流地位的理性主義并沒有倒下。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不幸的，就是學術界集體的失語，因為難有突破，許多議題就都不再繼續討論了。

    直到進入算法的時代，我們這才恍然大悟，明白了如何把理性與“非理性”整合在統一的、連貫的邏輯框架之內。

    首先是用類似物理學與化學的“基本粒子”概念，建立“思想”以及“思維活動”的最小單位。在這一點上，計算機科學已經為我們提供了理想的、確切的工具，人類思維活動由此可以被精確地表示為不同種類的“計算”。這些計算按照一定的順序一個個地進行，只具有有限的速度。然后，運用經濟學的最優化方法，將很容易證明，思維活動通常是一杯“雞尾酒”，也即由不同的成分混合而成。這些成分除了演繹法之外，還包括歸納、搜索、學習、聯想、想象、假設、抽簽、締約、強制等等。所謂“非理性”的含義，無非是說這些非演繹的“指令”或者“算法”會在思維活動中經常性地得到應用而已，它們會導致含有主觀性的計算結果，這些結果不如演繹法那樣精確可靠，含有盲目性、隨意性、武斷性，甚至是粗暴的或錯誤的。

    現在我們發現了人類思想的真實面目。運用上述“算法理論”來看，這種混合性的面目實乃一種常態。因為基本思維活動是十分微小和微弱的，所以很難想象任何思維活動可以完全運用演繹法從頭到尾地予以完成。也就是說，傳統上對思想系統的看法是不正確的，“非理性”現象并非僅僅存在于思想系統之外，思想系統本身就是這樣的；弗洛伊德所說的非理性現象并不是思想現象的反面或對立物，而是它的相似物。或者，換個說法，弗洛伊德的發現只是通往算法理論的一個中繼站。

    我們不僅可以通過與欲望之類的對比來理解思想，也可以反過來，通過與思想系統的真實面目相比較，從而來理解欲望、沖動、本能等帶有濃郁生物學氣味的概念。

    讓我們把自己假設為處在造物主的位置上。現在，面對具有思維能力的高級動物（人），需要設計一種機制，盡可能地保證他的生存。一種容易想到的方案是，鑒于他有思維與記憶能力，可以直接告訴他，他應該在什么情況下吃飯、睡覺、穿衣、做愛等等，有理智的對象可以依照這樣的知識行事。但是，困難在于，當事人學習這樣的知識需要時間；如果坐等學習過程的完成，當事人可能已經餓死了。還有，既然他有思維能力，他必然就會對別人教授的知識進行檢查。因為他的計算速度、從而他的判斷能力是有限的，萬一他不認可所教授的知識，以至拒絕照此行事，又當如何呢？綜合這些因素，一個比較可行的解決辦法顯然就是，在他的體內預先植入某種固定的程序，當事人無法消滅它。這個程序自動運行，只是把運行的結果在必要的時候“通知”當事人，例如告訴他什么時候餓了、渴了；什么時候冷了，熱了；什么事情該高興、該悲傷、該恐懼等等。這些固定的程序有利于當事人獲得基本的生存能力。當事人的思維仍然是自由的，但會在接受這些參數、壓力或導向的基礎上進行。于是，感覺、欲望、情感、本能等先天性的“程序”就好比電腦出廠時已經配置好的“硬軟件”一樣，他們與思維系統之間結成層級的、混合的、協作的關系，這種關系恰如普通的電腦程序與計算作業之間的關系。

    由此看來，心理學（甚至生物學）所針對的對象，既不區別于思想系統，也不優先于思想系統。恰恰相反，只有我們正確理解了思想系統內部的運作方式，我們才能正確地理解心理對象。計算機科學告訴我們的就是，思維系統是以工具作用于材料（也即指令+信息）的方式進行工作的，由于計算速度事實上是有限的，因而思維活動不得不迂回到對存量知識的生產中去。又由于存量知識在有限速度的條件下不可能進行完美的生產，所以，一般而言，存量知識都是不完美的，甚至可以說，不完美、“湊合”、“將就”是形成存量知識的一個必要條件，或者是存量知識的一個固有特征，否則任何知識都將無法生成，從而任何思維活動就都不能有效地展開。洞察了這個道理之后，就會明白主觀性、非理性、沖突、多元性、創新等特征與人類的思維不可分離。行為經濟學者的工作是浪費的，他們日復一日竭力去證明的主題，實際上只是算法框架下的一個平常的推論而已。制度經濟學家也是盲動的，因為他們竭力去樹立的制度的正面形象，實際上并不存在。制度與其他類型的知識一樣，都是“彎曲的”，武斷的。不武斷就不能生成制度。

    同理，欲望、感覺、情感、本能都是這樣。對于生物體的生存而言，它們是有益的，但也絕不是完美的。它們是粗糙的，在性格上是魯直的，它們的缺陷有待于思想系統進行修補（例如個人理智地進行節食）——而修補也不會是完善的。但是，如果因此去歧視這些東西，就是大錯特錯。倘若離開了這些機制，個人或人類早都已經滅亡了。這樣的機制不僅在基本生存問題上發揮著作用，而且時刻約束和矯正著思想系統的演進。要是缺少了它們的約束與矯正，天馬行空的思想系統也許早就把自己殺死了。對此類機制的改良固然是有可能的，但改良后的機制只會在具體特征上有所進步，而在基本架構與基本特點上則絕不會擺脫以上的命運。因為它沒有別的路可以走。為了到達這一步，我們無需改變弗洛伊德所建立的一切，我們只需要把他的理性分析方法貫徹始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