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通過100年的時間逐步從云南煙土商道傳播到了廣州，并由廣州十三行的商業活動傳播到了全世界。

    鼠疫，又稱黑死病。眾所周知，鼠疫曾在歐洲中世紀期間在歐羅巴大陸上肆虐，曾經奪走了1/3歐洲人的生命。對于歐洲人來說，鼠疫是恐怖的記憶，已經深深地嵌入到了歐洲人潛意識與文化當中。可能有人會有疑問，為什么很少看到中國關于鼠疫的歷史記載呢？實際上并不是這么一回事，鼠疫曾多次危害中國人的生活，最近的一次中國鼠疫大流行出現在19世紀末，不僅影響了中國，也影響了世界。

    關于19世紀中國鼠疫的起源，有幾種說法。比較公認的是，最早的鼠疫病例出現在1770年左右的云南西部。雖然18世紀的云南還處于非常封閉的狀態，但是鼠疫還是通過100年的時間逐步從云南煙土商道傳播到了廣州，并由廣州十三行的商業活動傳播到了全世界。

    1894年，廣州暴發了嚴重的鼠疫。當時的廣州已經被《南京條約》打開了門戶，有大量的洋人長期居住在二沙島一帶。對于生活在廣州的洋人來說，中國政府對鼠疫的應對是不充分的，因為廣州政府沒有現代公共衛生觀念，華人當年的居住環境確實非常惡劣，居住環境不僅擁擠骯臟，生活還與老鼠和跳蚤共存。由于沒有采取衛生預防措施，也沒有隔離患者，最關鍵的是廣州當時的政府沒有建立污穢和垃圾清理系統，造成了水的二次污染和排泄物傳染。

    另外，當時清朝廣州政府的疫情行政策略主要還是以饑荒預防為摹本，地方官主要職責是向上反饋疫情報告，開展現場調查和發放藥物。但是在疫情暴發階段，有跡象表明，當時廣州清政府所能調集的藥物和災害資源僅僅能滿足當地皇室和官員。而對于廣州整個疫情期間的市民救援工作，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賴于廣州當地華人精英組織，如仁濟、廣濟各種善堂為病人免費施醫送藥、提供食物、甚至提供免費棺材。

    中國人的儒家傳統觀念在鼠疫傳播中也起到了負面作用。由于儒家的“親疏”、“孝道”等觀念，導致一個居住在一起的大家族，如果有家屬其中一人患鼠疫后，其他的家人必須按傳統觀念對其進行居家照顧。而且，在家屬患鼠疫去世后，由于儒家對死者的各種儀式傳統，導致這些鼠疫患者無法及時下葬，甚至還會停尸在家里一段時間，導致一個大家族被傳染鼠疫的概率極高。

    必須承認，歐洲當時的公共衛生觀念確實要比中國先進。處于中西方文化交流點的廣州，這次暴發的鼠疫至少對中國的現代化有以下幾個啟示：

    1、間接推動了中國維新與新文化運動：廣州鼠疫的嚴重性，讓部分在粵進步華人看到了歐洲文明對公共衛生及文明的先進性，如康有為在其1895年《萬言書》中強調了國家醫學和公共衛生制度對中國人民的重要性。進而在廣州華人精英的領導下，推動了之后的維新運動和新文化運動；

    2、推動了現代衛生與公共設施的建設：鑒于廣州鼠疫部分華人看到的現代公共衛生經驗有效性，隨后在1910年中國東北暴發鼠疫期間，北洋政府明確以德國和日本公共衛生制度為藍本，并建立了西式的巡警與衛生部門，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北洋政府的現代化改革；

    3、推動中醫的理論變革：雖然中醫的基本理論都是“氣”平衡，但是具體到廣州的鼠疫，中醫實際上發現傳統的傷寒學派無法控制疾病的擴散。為此，在廣州的中醫出現了一派吸納了西方醫學的溫病學派，強調通過控制和隔離“外邪”，對鼠疫控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一直延續到現代。

    1894年的中國處于歷史大變革時代，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一方面讓國民意識焦慮，另一方面也打開了進步國民看世界的觀念和角度。如同歐洲中世紀鼠疫之后歐洲人開啟了科學之路和大航海時代，19世紀末的鼠疫實際上加快了中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