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小企業、服務業集中就業的農民工、外來人口，面臨著復工“最后一公里”的困境。

    這兩天，辦公樓下通往食堂的小門又關了，早晚吃飯又得從前門繞一大圈。旁邊的城中村村口，人流、車流的隊伍又拉長了，喇叭更是從早喊到晚，“進入本村，請出示穗康碼、身份證”。疫情形勢不是積極向好了嗎？怎么貌似又嚴陣以待了？領導說，境外輸入風險惹的禍。看來，近期政府所強調的，“還不到放松的時候”，“不得有半點兒松懈”，這不是說說的。

    沒有疫苗這個定心丸，民眾對疫情的恐懼一時半會兒還難以消除。在這種心理支配下，民眾盡量避免外出。我們看到，但凡人群集聚、空間密閉的地方，人流量都不如往常。幾乎所有城市的交通狀況，都沒有回到正常水平，北京地鐵客流量僅回到正常水平的25%。如果大家連地鐵、公交都不太愿意坐，怎么可能去聚餐、唱K、看電影？所以，海底撈（06862）、西貝漲價“一日游”是必然的。

    現在，“關聯輸入”壓力越來越大，“疫情就是責任”的嚴厲考核下，對各級基層政府而言，拿嚴格隔離和檢查，對付“零星新增”，就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由此，中小企業和服務行業就比較受傷了，復工率、復崗率比較低。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一項調查顯示，3月初的服務業復工程度，只達到1/3；以過去兩周的復工進展來看，目前估計也不會超過一半。

    我們要保就業，就得激活內需。千千萬萬的中小企業，毛細血管一樣密布在城市大小街巷的服務行業，它們不像地產或基建項目，創造不了巨大的產值，但卻是就業最大的容納器，也是內需最大的洼地。政府嚴監管、市民不出門，傷害最深的，就是中小企業、服務行業。特別是，在中小企業、服務業集中就業的農民工、外來人口，面臨著復工“最后一公里”的困境。

    截至2019年，我國農民工總量2.9億，其中外出農民工1.7億人，跨省流動農民工7500萬。近日舉行的國新辦例行吹風會上，人社部介紹：“相對來說，農民工就業的競爭能力弱，職業轉換難度大，超過一半的人從事第三產業，受疫情沖擊最大、最直接。”截至3月22日，人社部門已通過組織專車、專列、包機等方式，累計“點對點”運送農民工超過469萬人。

    客觀講，“點對點”的是少數，是幸運兒，零散返崗的外來人群占大多數，他們密集在工廠、家政、物流、零售、餐飲、環衛、保安等企業或服務性行業。處于治理末梢的他們，復工“最后一公里”的卡殼很突出，比如“健康碼”互認、勞動關系和租房接續，層層加碼或標準不一的檢查，個人信息不全導致監管歧視，14天的隔離成本等，經濟負擔大、心理煎熬。

    當下，很多城市都在投放消費券，希望市民去下館子、逛超市。筆者認為，農民工等外來人群，他們的消費欲望最強烈、潛力也最大，但受疫情的沖擊最大，現金流也是最緊張的。當下，多數城市的財力不怎么充足，要把財政的錢用到刀刃上，就應該精準投放，給農民工等外來人群發放消費券、租房券，幫助他們克服疫情對生活的額外影響，在就業地徹底安頓下來。

    當他們在城市的吃飯問題、租房問題、應對疫情檢查、正常上下班等問題，統統解決了，就業和內需最薄弱的環節，也就慢慢修復了，全社會復工的“最后一公里”也就打通了。其實，服務行業也好，中小企業也好，對國民經濟而言，它們多數是產業鏈的出口和下游，商品銷售和服務配套，都得靠他們。他們能順利復工，上游制造業等產業也就循環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