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哥說書】

    國家的經濟增長機制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經濟現象，每個國家表現出各自的特點。

    鄭磊

    國家富強、人民幸福一直是各國人民的理想，發展經濟學研究這個問題的方法主要是橫向和縱向的對比，前者比較國與國之間經濟增長的差異，后者側重從經濟史角度對一國經濟發展的過程進行梳理總結。將兩者更好地融合，進行時間維度上的橫截面分析，目前最權威的成果來自當代最偉大的計量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他在宏觀經濟史數據考證、計量與分析方面做出了開創性貢獻。《世界經濟千年史》對公元紀年以來的世界各國經濟的長期表現進行了量化研究，對人類社會過去兩千年經濟增長，探討了導致富裕國家成功的力量，以及影響落后地區進步的障礙。在這本被奉為計量經濟史領域的里程碑式皇皇巨著里，正文分為導論和三個章節，剩下一半篇幅是附錄，用于支持正文提出的觀點。

    麥迪森挑戰和重建了有關人類文明進程的已有假說，對經濟發展階段進行了重新劃分。作者沒有囿于經濟學，而是廣泛吸收了歷史學、地理學、人口學以及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作者將1000-1820年定義為歐洲“原始資本主義”時期，認為歐洲的崛起早在11世紀（宋朝）就開始了，人均收入在14世紀（元末明初）超過了中國。中國在宋、明時期曾出現過資本主義萌芽跡象，與西歐發展的分野逐步拉大，從明朝中后期到清末是閉關鎖國和粗放式經濟增長階段，人口增長和生產增長幾乎同步，中國跌入了馬爾薩斯所說的人口與經濟增長相互抵消的停滯“陷阱”。盡管中國1820年（清嘉慶年間）總產出仍居世界第三，但西歐的人均收入已經是中國的兩倍。

    麥迪森提出在過去一千年里，人口和經濟增長主要由三方面因素支持。其一是土地的增加，主要是通過對人煙稀少、土壤肥沃和有新生物資源的地區的占領或移民。當時中國出現了大量人口南遷到江南相對空曠和潮濕地區，南宋遷都臨安，后來從越南引入了高產早熟的稻米品種。在歐洲，大航海時代帶來了美洲殖民浪潮。盛產白銀的墨西哥和秘魯最先被征服，新大陸提供了玉米、土豆等薯類、花生、西紅柿、可可、辣椒、煙草等大量前所未知的新作物。其二是國際貿易和資本流動，作者重點分析了早期的霸權國家，如葡萄牙、荷蘭、英國等，也討論了中國和日本等亞洲主要國家。其三，作者認為是技術和制度上的創新。荷蘭、英國、美國這些國家得益于人本主義的學術發展、現代大學的建立和印刷術帶來的知識普及，技術創新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并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制度的演進，而對日本和中國的分析更有啟發性。

    教會背景的學者和東印度公司的科學家是對亞洲文化傳播的先驅，早在明萬歷年間，利瑪竇就來到中國，得到了皇朝高度重視，之后更有湯若望、南懷仁等，與統治階層有密切接觸。這些人在中國生活了兩個世紀，但是作者認為中國的精英階層對西方知識和科學發展幾乎沒有好奇心。中國真正開始學習西方技術是從晚清的“洋務運動”開始，但是嚴格遵循“中體西用”的故步自封走入了“后發劣勢”的誤區，不僅技術未取得突破，而制度方面更是毫無更張，最終無疾而終。

    日本一向擅長學習和吸收國外文化成果。早在兩晉南北朝時，日本就積極向東方大國學習，在隋唐時期掀起了從中國引進知識的高潮，起初由政府主導，至宋朝末年改為斷斷續續的民間交流。十六世紀以后，葡萄牙人和耶穌會在日本待了近一個世紀，日本人由此對歐洲的船舶、地圖、導航術和槍炮產生了濃厚興趣，但是他們開始時也是從有關西方知識的中文書籍中獲得相關知識。在葡萄牙人被趕走之后，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技術專家取而代之，來自荷蘭的學問被稱作“蘭學”對日本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其中代表性人物是福澤諭吉，他的啟蒙工作和按西方模式創辦的慶應義塾大學，從此引發了日本人破除對“中國事物”的尊崇，這也是日本后來“脫亞入歐”的肇因之一。與中國相比，因為過往的傳統也是來自外國，歷史負擔較少，比較容易棄舊迎新。德川時期發生的這些變化最終導致了明治維新，日本在1820年的經濟水平超過了中國和亞洲大部分地區。

    作者也指出了自由貿易制度的變化過程，一個大眾不太了解的真相，是絕大多數發達國家在資本主義初期都采取過各種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自由貿易本身是那些強國在自身已經占據優勢地位時才開始推行的，國家的經濟增長機制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經濟現象，每個國家表現出來各自的特點，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采取的增長政策和策略也有很大差別。經濟學家在尋找普遍規律的過程中，還有很多疑問沒有得到解決。

    （作者系薩摩耶云科技集團首席經濟學家）

    本報專欄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