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陳心語】

    中國過去依靠政府主導的高投入、高出口、高耗能、低成本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不再滿足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需要，未來實現高質量發展、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更多依靠科技創新。當前我國和平發展面臨復雜環境挑戰，全球各地矛盾沖突不斷。在此背景下，如何統籌安全與發展至關重要。科技創新能成為統籌安全與發展的關鍵因素。

    陳銳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實現了持續的高速增長。2019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超過1萬美元，接近高收入國家的水平，未來很有可能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100多個中等收入經濟體中，只有部分國家（地區）成長為高收入經濟體。一些發展中國家在經歷了一段時期的高速增長后停滯不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全球經濟體的“中等收入陷阱”現象具有普遍性。

    已有研究認為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有：（1）發展戰略失誤，發展中國家在制定發展戰略時，沒有充分考慮自身的要素稟賦條件，沒有按照比較優勢選擇適當的產業結構。（2）“制度高墻”——不利于經濟增長的制度是造成經濟停滯的重要原因。（3）金融危機。（4）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收入分配狀況惡化導致社會階層固化，不利于弱勢群體投資于人力資本，不利于社會穩定，阻礙經濟增長。（5）產業結構升級問題。

    盡管上述各種因素構成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障礙，但從長遠來看，科技創新才是推動國家經濟長期增長的核心力量，特別是其自主研發能力，這也決定了國家產業結構升級的問題。其他各種因素需要通過影響科技進步，才能對經濟產生持續影響。比如為自主研發和創新提供激勵的制度，能夠促進經濟長期增長。收入分配差距大，并不是考慮如何把“蛋糕做大”的問題，而是“分好蛋糕”的問題，維護社會穩定發展。

    科技進步主要體現為知識和人力資本（資源）的積累，從而為研發和創新提供了可能。就發展中國家而言，科技進步還可以通過引進來實現。發展中國家在低收入階段存在大量的剩余勞動力，通過粗放型投資和引進技術，吸納剩余勞動力，可以實現技術進步，促進經濟較快增長。但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隨著國內剩余勞動力的逐漸消化，不僅經濟增長的動力日益依賴技術進步，而且引進技術的空間越來越小。在高技術領域，技術壟斷性更強，保密措施更嚴格，來自發達國家的技術封鎖日趨嚴重，這時技術進步必須主要依靠自主研發，原創性技術的作用日益重要。

    從技術引進向自主研發型技術進步的轉變并不容易，在人力、物力、財力等諸多方面存在瓶頸。與技術引進相比，自主研發需要大規模的研發投入，包括大量研發經費和高質量人力資本。發展中國家大多數是因為長期依賴技術引進，缺乏自主研發，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索羅模型可用來解釋“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模型給予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過程的啟示是：發展中國家落后于發達國家的主要標志在于人均產量低下，這在很大程度上首先體現為人均資本較低。在前期，經濟發展過程實際上體現為人均資本、產量不斷提高的過程，表現為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轉化。現實中則表現為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入城市工作，與資本相結合，國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不斷提高。

    如果技術水平不變，人均資本和人均產量的提高是有極限的，最后分別穩定在均衡點，這意味著經濟增長滑入了某種陷阱。但如果技術水平得到提高，人均資本和人均產出的穩定狀態也會相應得到提高。可見人均資本和人均產量會隨著技術水平的提高而不斷提高，這說明進入中等收入水平后，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是人均GNI繼續提高的關鍵。

    從國際經驗來看，“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經驗總結為如下幾個方面：第一，引進技術轉向自主創新。發展中國家通過引進技術實現趕超，但隨著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的縮小，技術引進的難度和成本也越高，關鍵核心技術的引進很少有轉讓路徑，因此加強自主創新，轉向創新驅動發展，是發展中國家經濟持續增長的主要動能。世界銀行的研究顯示，在人口規模和經濟體量相近的中等收入經濟體中，技術創新產出高的國家成長為高收入國家的可能性更高。我們用居民專利申請量來衡量創新能力，通過對比韓國和泰國，我們發現，雖然兩國居民專利申請量自1980年以來都有明顯增長，但韓國遙遙領先，甚至超過一些發達國家。對比不同收入分組的居民專利申請量可以發現，高收入組國家的專利申請量則有明顯的優勢，考慮到技術創新領域具有邊際效用遞增特性和良性循環特征，自主創新越好的國家越能促進發明創造。因此，發展中國家從引進技術轉向自主創新來實現趕超，需要比發達國家付出更高代價。政府除了保護知識產權來營造良好的創新環境外，在基礎領域和關鍵共性技術創新中也需要發揮重要作用。2000年韓國研發支出占GDP比重為2.13%，比同期處于中等收入階段的泰國高出1.88%，至2020年韓國已經達到4.81%，比泰國高出3.67%。在歐洲，俄羅斯在2020年的研發支出占GDP比重為1.10%，是同期的烏克蘭的2倍多。在南美洲，智利在2020年的研發支出占GDP比重為0.34%，高于同期的哥倫比亞。可見發展中國家進入高收入階段后，都需要依靠自主創新實現可持續發展。

    第二，產業轉型升級為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業轉型升級是經濟可持續增長動力的關鍵，離不開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同時還需要遵循產業發展一般規律，適應本國所處的發展階段，發揮國家的比較優勢，在合適的時機培育出新的主導產業。在大國經濟發展歷史中，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一般規律是：第一產業比重下降、第二產業比重先上升后下降、第三產業比重不斷上升。以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例，高收入組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最低，且在持續降低，主要是因為服務業等第三產業的比重不斷提升。中高收入組的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最高，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特征。中低收入組也有類似特征，其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低于中高收入組，但高于高收入組。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下降，是國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時在產業結構變化上的顯著特征。以韓國的產業轉型升級為例，韓國在20世紀60年代后開始由進口替代戰略向出口導向戰略轉型，抓住了美日等國向外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有利時機，積極吸引外資、技術和設備，發展加工制造業和出口貿易。20世紀70年代后，產業開始向資本密集型轉型，產業結構走向高端化，基本完成工業化過程。20世紀80年代，韓國在信息科技高速發展的時代背景下提出“科技立國”口號，將產業發展方向轉向科技創新，擴大科技投資規模，提升科技產品的出口份額，于90年代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21世紀以來，韓國始終堅持科技立國、產業興國的策略，“漢江奇跡”持續至今。而戰后初期一些拉美國家選擇進口替代戰略，就未能發揮本國比較優勢，反而依賴農產品和能源出口，產業政策調整未能適應國際分工變化，陷入產業低水平重復的惡性循環。阿根廷2013年就成為高收入國家，但人均GNI始終在高收入門檻值附近徘徊，這與其產業結構升級失敗有很大關系。

    第三，不斷提升勞動力素質。自主創新需要人才，產業結構升級也離不開人力資本的不斷提升。相比發達國家，人口紅利是發展中國家實現趕超的優勢，但人口紅利是階段性的，并最終會消失。在人口紅利消失之時，人力資本因素就顯得更加重要。人口的數量紅利能否轉化為質量紅利，是自主創新和產業機構升級的關鍵。世界銀行的人力資本指數中，“亞洲四小龍”一直排名前列，2017-2020年占據前四，重視人力資本投資為他們的經濟騰飛儲備了高質量人力資源，是他們轉型成功的一個重要特征。韓國、中國香港和新加坡的高等教育入學率在1970年代遠低于高收入組，與中高收入組相當；到1996年，韓國的高等教育入學率超過高收入組的平均水平，中國香港的高等教育入學率約是中高收入組的平均水平的2倍。到2020年，中國香港的高等教育入學率超過高收入組的平均水平，同期韓國和新加坡的高等教育入學率則明顯高于高收入組的平均水平。人力資本為新興國家的經濟增長提供了重要動力。相反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通常表現出“人口紅利斷層”，人力資本水平不足以支持其自主創新發展，導致高端產業的競爭力無法與發達經濟體相提并論，低端產業又被迫與其他成本更低的經濟體競爭，同樣缺乏競爭優勢。

    第四，積極融入全球貿易體系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往往能夠抓住本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出口，并合理設置關稅壁壘和適度使用補貼政策保護和支持本國產業的發展。在融入全球貿易體系后，這些國家通常能不斷提高出口產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保持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提升產業在國際產業鏈中的地位，經濟開放程度更高。“東亞奇跡”從進口替代轉向出口導向，對吸引外資、擴大出口和對外投資等更為開放，既促進國內競爭，又實現出口與產業的良性互動，最終實現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持續拉動，形成經濟高質量增長。智利在20世紀90年代與多個經濟體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其海外市場得到極大拓展，貿易參與度不斷提高，商品貿易比例從1970年的25.33%上升到2020年的52.47%，韓國商品貿易比例1970年為31.32%，至2020年增加到59.84%。除新加坡、保加利亞等商品貿易占比本身非常高的國家外，多數國家的商品貿易占比隨著全球化的進步而上升，隨著近幾年全球化的倒退而下降。

    中國過去依靠政府主導的高投入、高出口、高耗能、低成本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不再滿足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需要，未來實現高質量發展、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更多依靠科技創新。當前我國和平發展面臨復雜環境挑戰，全球各地矛盾沖突不斷。在此背景下，如何統籌安全與發展至關重要。科技創新能成為統籌安全與發展的關鍵因素。面對新形勢，我們要推動科技結構升級，激發創新活力，釋放創新潛力，以科技創新實現高質量發展、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作者系國信證券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中山大學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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