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疫情的關系，深圳H證券公司零售部負責人李勇（化名）“北飛”的計劃按下了暫停鍵。

    李勇和妻子都是在深圳打拼多年的證券從業者，但為了孩子，他們毅然決定放下一切，想“移民”北京周邊。李勇的孩子即將上小學，深圳優質的教育資源，對李勇這種中產家庭而言，實在難以承受。“這是一個艱難的決定，但再多的挽留，也比不過高攀不上的學位房、難以承受的私立學費。”

    李勇的故事似乎并不是一個孤例。盡管表面上屬于高收入人士，但不少券商從業者仍然深感焦慮，除了稀缺的教育資源，還有同樣稀缺的醫療資源、高昂的房價和快速的生活節奏。更讓人不安的是，深圳證券業的綜合競爭力正在與北京、上海等地的券商拉開距離，本土券商提供的優質從業機會也日益貧瘠。

    這一切背后隱現的其實就是深圳證券業這些年的沒落，這也是讓不少深圳證券行業老人惋惜和心痛不已之處。如果能重來，你會選擇在深圳從事證券行業嗎？抑或說，深圳證券業何時才能重現昔日輝煌？

    為此，證券時報開展了一項針對全行業的抽樣調查，結果只有15.15%的受訪者認為深圳證券業的發展水平和勢頭高于北京和上海。當然，在考慮工作環境和氛圍的情況下，依然還有32.58%的受訪者選擇堅守深圳。

    本次問卷調查采用網絡進行，專門針對北上深三地證券從業人員，累計收回有效文件132份。其中44.7%的受訪者有著10年以上的從業經驗，從業年限在5~10年和5年以內的比例分別為31.06%和24.24%；從業務條線看，42.42%的受訪者屬于經紀/財富管理業務，中后臺支持部門的受訪者占比約27.27%，其余30.31%的受訪者則主要來自投行、資管、研究、自營等一線業務部門。

    從風光旖旎到風光不再

    深圳券商風光已逝？

    要回答這一問題，不妨先從數據看起。

    根據中證協統計，2018年營收排名前十的券商深圳僅1家招商證券入列，排在第八；上海有海通證券、國泰君安、申萬宏源、東方證券4家；北京則有中信證券（盡管注冊地在深圳，但其總部及業務中心都在北京）、中金公司、中信建投3家在列；還有2家分別是廣州的廣發證券和南京的華泰證券。

    同樣的數據在2010年，深圳有國信證券和招商證券2家入列，且國信證券以第四高位，遠超國泰君安和申銀萬國在前十的位次。

    “證券行業具有典型的周期性，在每個發展周期內，有券商把握機會成就了自己，也有券商無奈掉隊甚至消亡在歷史長河。”一位深圳證券行業的老人感嘆。這位老人舉例說，曾經在深圳，乃至全國風光一時的南方證券、大鵬證券，而即便撇開個例，深圳證券業這些年的整體沒落，也足以讓人頓足嘆息。

    北京金融街、上海陸家嘴、深圳福田中心區……一直以來，北上深都被認為是國內證券公司三大集中地，承載著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光榮與夢想，而深圳作為新中國資本市場的最早發源地，無論券商、A股公司，還是基金、期貨，一度都群星閃耀，尤其是證券業的光芒甚至一度遠超北京和上海。

    然而，歷經2008年和2015年的兩輪熊牛變化，以及這些年行業監管政策的變革，深圳證券業卻進入了沉寂期，甚至明顯沒落。這一點，身處證券業的從業者也深有體會。證券時報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有57.58%的人認為相比于北京和深圳，上海證券業發展水平和勢頭更好；27.27%的人更支持北京，而僅有15.15%的人認為深圳在三地中水平最優。

    有意思的是，受訪者填寫問卷的城市IP與其認為證券業發展最好的城市有著較高的重合度：IP定位在北京的受訪者有88.14%認為上海證券業最強；IP定位在深圳的受訪者有79.17%認為深圳證券業最好。背后彰顯的一個潛臺詞就是，深圳證券從業者對深圳證券業未來發展的信心，明顯低于上海從業者對上海證券業發展的信心。

    相對沉寂的深圳可以從哪些方面尋找未來的機會？絕大多數受訪者都認為深圳居于粵港澳大灣區中心、毗鄰香港的特殊區位優勢，為發展跨境金融業務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這一選項的綜合得分高達6.12。

    從營商環境來看，民營經濟發達、市場化程度高、科技企業集中也被認為深圳發展證券業的三大殺手锏，綜合得分分別高達5.65、5.45和5.33；深圳的人口結構同樣值得一提，年輕人占比高、中產/高凈值人群多也是深圳證券業發展的優勢，此項綜合得分分別為4.81和3.67。

    然而，似乎有得也必有失。發達的民營經濟和高度的市場化，雖然為深圳券商提供了廣闊的業務空間，同樣也為外地券商搶灘深圳市場敞開了大門。申港證券投行資本市場部總經理鄧舟就認為，對于在資本實力、品牌形象等方面都更勝一籌的北京、上海券商而言，爭奪深圳市場的股權、債券投行項目資源，相較于深圳本土券商就是一場“降維打擊”。

    過半從業者更青睞上海

    如果不考慮其他因素，僅從工作環境和氛圍來說，北上深三地誰會更受到證券從業者的偏愛呢？有51.52%的受訪者把票投給了上海，32.58%的受訪者更愿意選擇深圳，而北京僅得12.88%的票，甚至還有多位受訪者表示北上深都不喜歡，更想去杭州等非一線城市。

    數據還顯示，不論是那個年齡段，均有半數左右的受訪者將上海作為自己工作地的首選；70后和90后明顯對深圳有著更深的情結，首選深圳的比例分別為36.36%和41.67%，均高于平均水平。

    另一個具有代表性的現象是，野村東方國際證券和摩根大通證券（中國）兩家新設外資券商不久前相繼宣布開業，且不約而同地將總部落戶于上海。“上海畢竟是從民國時期就蜚聲海外的國際都市，有歷史有積淀，金融中心的地位輕易無法撼動。”有受訪者這樣感慨。

    與此同時，不同性別的證券從業者在工作地選擇上分化也較為明顯。上海對于女性明顯有著更強的吸引力，高達64.41%的女性受訪者更喜歡在上海工作，而選擇北京和深圳的比例僅為15.25%和18.64%。男性證券從業者中，深圳（43.84%）的魅力超過上海（41.1%）和北京（10.96%）。

    具體到不同業務條線，選擇分化的情況則更加明顯。首先從占比最高的經紀/財富管理業務（42.42%）受訪者來看，70.91%的經紀/財富管理業務從業者偏好在上海；同樣青睞上海的還有從事研究和信用業務的受訪者，選擇上海的比例分別為62.5%和100%。

    這一情況似乎與地區資金的活躍程度有關。以私募基金指標為例，中基協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3月，北上深三地注冊私募管理人數量均超過4000家。但從產品數量來看，上海管理基金數量卻多達23402只，相當于北京、深圳的1.5倍；從規模來看，北京和上海的管理規模均超過了3萬億元，而深圳僅約1.84萬億元。

    當然，深圳也有自己的業務優勢。從事自營、資管和投行業務的受訪者就更喜歡深圳，三者首選深圳的比例分別為75%、62.5%和44.44%。對于在受訪者中占比高達27.27%的中后臺部門從業者來說，深圳和上海的差別不大，首選比例分別為40.54%和37.84%，優先選擇北京的比例僅為13.51%。

    事實上，為了進一步靠近金融中心，一些總部并不在北上深的券商，近年來也紛紛將業務總部設在了三地，其中又以上海最受歡迎，其次是北京，最后才是深圳。比如福建的興業證券、江西的國盛證券、湖南的湘財證券等業務總部就都放在上海，廣西的國海證券也意欲將多個業務總部從深圳遷往上海。

    深圳最適合設立券商什么業務總部？調研數據顯示，46.97%的受訪者認為適合設立網金業務總部，43.18%認為適合設立投行、資管業務總部，28.79%認為適合設立自營總部，25%認為適合設立研究業務總部。

    深圳證券業固步高成本

    作為新中國首家證券公司的誕生地，深圳也曾一度引領全國證券業的發展潮流，且不論第一家合伙人券商的大鵬證券，就是綜合治理后的國信證券，也一度是國內證券行業經紀、投行標桿券商，平安證券更是憑借中小板和創業板異軍突起，投行項目數進入行業前列。

    什么原因導致深圳證券業風光不再？受訪者根據自身感受，列出了影響深圳證券業發展的八大因素。八大因素得分高低結果顯示，“生活成本過高且增速太快”成為證券從業者最為詬病的一點，綜合得分高達3.55。

    “深圳的房價實在是太高了！”深圳一位年輕的證券從業者感慨，他正在為購買婚房感到“壓力山大”。在他看來，以高房價為代表的高生活成本，正在成為深圳阻礙證券從業者，尤其是年輕人進入深圳證券業的最大因素。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2019年12月發布的第11期中國金融中心指數，也得出了類似結論。該指數顯示，從各地金融從業人員住宅房價收入比來看，深圳以0.18的住宅房價收入比位居全國第一。這意味著在深圳，即使是中高收入水平的金融從業人員一年收入也僅能購買5平方米住房。

    但也有業內資深人士指出，“生活成本高不應該被看作是深圳證券業發展的阻礙。”這位來自監管部門的資深人士認為，證券業作為典型的高收入行業，最需要考慮的是如何創造價值，從業者為公司創造了價值，也就能從中得到自我實現和自我發展的機會，成為與這個城市消費水平相匹配的居民。“這一點，無論華爾街還是倫敦金融城都是如此。”

    事實上，在與多位證券從業者交流的過程中得知，高生活成本雖然給他們帶來了一定的壓力，但更大的問題是職業發展機會。一位資深證券業人士告訴證券時報記者，他對深圳有著很深的感情，但為了職業理想和追求，只能選擇去了上海。

    眾所周知，上海作為全國金融要素最為齊備的城市，具有其他城市無法比擬的信息交互優勢。例如，不少券商將研究總部都設在上海，券商資管子公司和自營子公司的注冊地也基本都是上海。

    本次調研結果顯示，“證券業文化氛圍不夠”和“地方對金融證券定位不清晰”被認為是深圳證券業發展落后的兩大重要原因，綜合評分分別為3.3和3.21。

    也有人認為券商受到強監管趨勢波及、地方國資支持力度不足、地方金融政策扶持力度不夠是深圳證券業發展相對落后的重要原因，其綜合得分分別為2.9、2.57和2.52。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上海地方政府旗下的券商，大的就有國泰君安、海通證券、東方證券，而深圳除了國信證券，剩下的就是整體實力都位居行業尾部的萬和證券和世紀證券。

    不論如何，面對越發激烈的市場競爭，已錯過前期資本積累的深圳券商，或許需要更多的外力支持。

    “在這一輪并購整合的大趨勢下，深圳券商是很有機會的。”中山證券董事長林炳城分析，不管是中信證券、國泰君安還是華泰證券，如今的頭部券商大多經歷了多次并購整合，才實現了綜合實力的快速做大做強。

    林炳城說，深圳券商應在當前證券業并購重組的浪潮下，把握外延擴張機遇，同時積極尋求地方政府在稅收、補貼方面的支持，通過與政府基金聯動支持科創企業等方式，搶占市場占有率，實現整體實力的突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