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時報記者 張淑賢 李明珠

    “我們這周一正式復工，早上9點前所有人到公司。一進公司，投資協議、打款協議滿天飛，合伙人們忙著簽字，會議室也超級忙，前一個會議剛結束，另一撥同事又涌進來。”上海一家美元基金的投后負責人接受證券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不僅趕時間補協議，提速度補會面也是上海股權投資機構本周忙活的事。一天內安排兩三場、兩天內安排七八場，都不鮮見，一些上海股權投資機構，正安排人員去外地隔離，待隔離期滿后即可各地看項目。與此同時，深圳等地的股權投資機構，也在時刻關注著上海疫情進展，隨時打算涌入上海看項目。

    一時間，無論是在上海的股權投資人，還是上海外的股權投資人，都在搶抓上海全面復工的時間窗口！

    每天兩到三場

    股權投資機構密集補會面

    上海科創集團投資經理宋迪5月31日即到辦公室參加了線下項目匯報會，“當時張江允許在所在街鎮自由活動，公司辦公地在張江，線下溝通匯報效率更高，于是張江的同事們到辦公室開工了。”

    6月1日上海全面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秩序后，宋迪的工作節奏加快了，除恢復疫情前的工作節奏外，還要處理疫情期間積壓的工作，比如協議的簽署等，一兩周內都要完成。

    “疫情期間，線下的走訪無法進行，這幾天密集安排與項目創始人的訪談、線下辦公場所的走訪等，每天兩到三場，同時疫情期間的項目推進情況，這兩天也會進行復盤。”宋迪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國科嘉和高級合伙人陸佳清也告訴記者，到辦公室上班后，蓋章打款相關工作比較忙，行政人員一直忙著敲章和發快遞等。對項目人員而言，主要是補會面，“我這兩天就安排了七八波會面，不僅和項目方，還有合作伙伴等。”

    對于位于上海的股權投資機構而言，全面復工后第一時間即是對線下會面進行排期。漢理資本董事長錢學鋒告訴記者，“本周開始‘排期’，很多在滬的創業公司剛復工，讓他們干上幾天后就安排見面。”

    國泰君安創新投城市更新和新基建投資部門負責人汪秉權表示，疫情期間，新基建項目盡調時，受影響較大的是張江的產業園項目，6月1日上班后，馬上啟動了現場盡調的準備工作，“這周完成疫情期間積壓的現場盡調。”

    上海項目可以線下盡調后，外地項目同樣很迫切地需要出差。宋迪告訴記者，目前公司正在進行外地出差的安排，“這個禮拜就有同事到外地先隔離，隔離期滿就可以看項目了，把疫情期間手里積壓的項目都跑一圈。”

    6月6日中午十二點半，接到記者電話時，上海私募機構行業資深人士李勇（化名）剛開完會，“今天是我們復工第一天，市內可以看項目，但周邊城市的項目要出去隔離后才能跑，在上海疫情沒結束前，估計不能回來了。”

    “6月1日后，投資節奏相對疫情期間確實在加快，本地企業已著手安排線下盡調，將疫情耽誤的時間盡快補回來，外地的企業目前還是在線溝通，正密切關注各地防疫政策，一旦政策允許，會安排外地出差。”國泰君安創新投母基金投資部資深投資經理趙歡告訴記者。

    在上海的股權投資機構期待外地看項目，上海外的股權投資機構正時刻準備著涌入上海看項目。

    “今年上半年我做的項目投資計劃基本都在長三角，因為疫情都按下了暫停鍵，現在就隨時盯著上海的防疫政策變化，如果可以進去了，馬上去做項目盡調。”深圳某CVC機構投資經理接受記者采訪時感慨，“我們關注的很多芯片、半導體項目都在上海，新能源產業鏈也集中在長三角地區，目前只能蹲在上海周邊，比如杭州、無錫這些城市盤項目。”

    疫情期間新項目看的不少

    推進打款的不多

    “募、投、管、退四方面，募、投與退肯定‘被耽擱’不少，公司幾乎所有被投企業，尤其是在上海的，受疫情的影響都不小。”錢學鋒說。

    來自投中的數據顯示，今年4月，中國VC/PE市場投資案例數量469起，投資規模106.82億美元，投資數量再度走低，市場規模更是降至冰點，究其原因，除市場周期性波動外，與上海、北京等活躍地區的疫情反復有很大關系。其中，上海融資案例僅有45起，同比下降58%，環比下降48%。

    宋迪告訴記者，疫情期間看的新項目還是不少，基本一周要與四五家新公司交流，但投資節奏有所放緩，“能夠推進和放款的項目都是疫情前已經盡調的，新接觸的項目沒有實地走訪后，一般不會放款。”

    她手頭上的項目，疫情期間實際出資的只有2家，其中1家是疫情前基本確認了，疫情期間主要是協議談判以及收尾工作，另一家疫情前也見過且安排第三方進場了，“據我了解，集團其他項目，疫情期間打款的要么是老項目追加投資，要么是疫情前或多或少有過接觸的。”

    趙歡告訴記者，3月25日，規模80億元的臨港國泰君安科技前沿基金完成首期繳款和協會備案，正式進入投資階段，另一只規模80億元的國泰君安母基金也處于投資期，“公司儲備了充足的彈藥，趕上4~5月份的疫情封控后，投資經理仍保持工作不斷、投資不停的狀態，通過電話會議等方式，與項目方溝通交流、開展盡調。”

    趙歡透露，4~5月疫情期間，公司共完成7個項目和子基金的投資決策，投資規模近9億元，近期復工后將正式簽署投資協議。

    汪秉權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疫情前剛設立的城市更新引導基金，規模為100億元，“4~5月份原本應加大投資力度，受疫情影響進度有所放緩，但一些舊改項目的方案設計等工作一直在進行，執行方面確實受到影響。”

    全面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秩序后，上海已提出要加快城市更新和舊改，年內新啟動8個以上城中村改造項目。汪秉權告訴記者，目前正和上海地產等相關方一起，緊鑼密鼓地推進相關舊改方案，目前儲備的項目約有4個，預計今年能落地一兩個項目。

    “公司新基建業務方面，疫情期間，有3個項目都在推進，但由于無法到外地現場看庫，創新采用了云看庫的方式，對項目完成了盡調。”汪秉權告訴記者，“疫情期間，受影響較大的反而是位于張江的產業園項目，即使云看庫也無法進行，全面復工后已在準備現場盡調。”

    安排人員提前離開上海

    減少疫情對投資的影響

    在上海疫情期間，一些總部在上海外的股權投資機構，以及一些提前安排部分人員離開上海的股權投資機構，投資節奏受影響較小。

    千乘資本董事總經理趙靜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千乘資本總部在深圳，有幾位投資同事在上海，上海全面復工后已經迅速安排本地的項目和已投企業線下溝通，兩地投資團隊，從整體投資進度上來說沒有受太大影響。

    “投資團隊在早期接觸項目的時候，可以通過視頻或者電話會議進行，從項目的初次訪談，到部分盡調訪談，上海同事由于封控在家，節約了路上交通的時間，效率反而提高了。”趙靜說，“但是在決策環節，需要見創始團隊就只能等解封后線下推進了。”

    趙靜表示，正因為有兩地的團隊，公司會顯得更從容一些，深圳團隊在大灣區、北京以及華東的蘇州、常州等地出差看項目，投資進度沒有受到太大影響，還是按照計劃進行。

    陸佳清也告訴記者，公司總部在北京，上海疫情對投資節奏的影響，沒有像對僅在上海布局的股權投資機構大，“疫情封控對創投行業確實有短期影響，比如項目節奏放慢，打款時間推遲等，但影響相對可控，疫情期間項目篩查等工作還是可以繼續做。”

    國方資本雖然總部在上海，但提前安排部分人員離開上海。國方資本相關負責人表示，公司在疫情初期意識到這波疫情來勢洶洶，可能會對業務推進產生一些影響，所以安排幾位骨干同事離開上海，在外地隔離后進行外地項目的調研，盡可能減少疫情對投資業務的影響。這些在外的同事幫助整個團隊完成一些涉及外地項目的當面溝通任務，比如LP的維護、協議的簽訂等，出去的人員和居家辦公人員互相補位，打配合，確保募投管退各個環節都能有序推進。

    國方資本投資總監張治即離開上海到南京看項目，除自己的工作推進外，在上海的同事有需要，他就配合各個小組去上海周邊城市完成盡調、現場訪談、約見創始人等任務。張治告訴記者，目前公司投資節奏并沒有放緩。

    還有股權投資機構采取了線上簽署投資協議的方式。5月1日，漢理資本投資江蘇安幾科技有限公司云簽約，當錢學鋒和安幾網安創始人兼CEO于新宇隔著屏幕簽下名字的那一刻，意味著該單千萬級股權投資正式生效。

    “今年1月下旬確立了投資意向，簽訂了投資意向書，原本3月中旬要簽訂投資協議，然而由于上海疫情，投資進程受到較大影響。”錢學鋒告訴記者，“但投資沒有停步，期間線上就投資協議進行磋商、談判，最終簽署了投資協議。”

    投還是不投？

    疫情前后項目估值差異大

    無論疫情期間投資節奏是否放緩，但對股權投資機構而言，都不得不面對一級市場估值的變化。

    張治告訴記者，從自己所關注的行業來看，遠期的影響更大，主要是一級市場估值邏輯和方法發生了變化，以軟件和企業服務類公司為例，他們主要是服務于總部在上海的一些大企業或者行業巨頭，封控在家和停工對業務影響較大，對今年整體的業績有影響。

    一家北京的小型VC合伙人向記者表示，其在上海投了兩家企業，一家是做軟件的，營收賬款都沒有按時收到，流動性受到很大影響，另一家是工業機器化設備公司，業務還是停滯的，很多銷售業務沒法達成。

    李勇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上海疫情期間，二級市場估值調整很到位了，部分下調幅度達到40%~50%，二級市場的調整傳導至一級市場，“目前一級市場估值下調已呈現明顯趨勢，疫情前、疫情期間和疫情后的報價都不同。”

    “有些投資項目年初報的估值，和最終達成一致的價格打了較大的折扣。”張治說。

    李勇則舉例稱，一家半導體企業，疫情前開價30億元，疫情期間調整為22億元~25億元，目前定價有可能是20億元左右；還有一個項目，疫情前要價4億元，最終成交時2.5億元，估值同樣下調逾30%。

    正因為如此，疫情放慢了投資節奏，讓李勇反而覺得有點小慶幸，“從股權投資機構的角度，項目端未來收益下降，一方面要下調項目估值，同時可能還會增加一些條款，比如對賭等。”

    李勇向記者透露，其所在的機構，每年到年中，都會根據實際情況對年初制定的投資計劃進行調整，今年疊加疫情和估值情況，預計將縮減投資計劃，“總體基調是多看，但出手時會越來越謹慎。”

    “從趨勢而言，我們還是會堅定持續出手數字經濟方向，項目的選擇更多考慮‘政策導向+市場驅動’雙保險項目，投資節奏不會明顯降速，但對投資金額會做些調整，適當放低單筆投資金額。”張治說。

    在目前背景下，陸佳清建議一級股權市場投資節奏要穩，尤其是主打中后期項目的PE，“不要因為耽誤了2個月就趕進度搶項目，這樣容易出現風險。”

    錢學鋒也表示，疫情后復工，股權投資機構要順勢而為，爭取水到渠成，“有時候欲速則不達。”

    募資端面臨更大挑戰

    多方籌集資金

    對股權投資機構而言，疫情后募資端預計也將面臨更大挑戰。“疫情后基金募資可能更難了，以人民幣基金市場為例，目前主要出資方包括地方政府、產業資本等，受抗疫支出以及疫情影響，這兩大主力的出資預計都會減少。”陸佳清向記者表示。

    李勇也告訴記者，投資節奏放緩的原因之一即是募資預計更難，手里沒足夠彈藥，同時項目端收益又在眼見的下滑，只能放緩投資節奏，“搞錢可能是當務之急。”

    一家股權投資機構上海辦公室的負責人告訴記者，公司今年打算募集一只落在上海的基金，6月6日剛開始對外發材料，疫情對該基金的募集進度可能有一些影響。

    清科研究中心數據統計，2022年4月VC/PE市場共計238只基金完成新一輪募集，同比下降55.8%，環比下降39.4%；披露募集金額的236只基金共募集492.12億人民幣，同比下降72.2%，環比下降62.5%。

    在募資難背景下，有人民幣基金為了募資，向LP承諾年化12%的保底收益；一些股權投資機構找上昔日的投資企業，希望其當LP。

    基金的份額轉讓尤其是國有基金的份額轉讓，再次引起關注。近日，北京市某國有投資公司代持的政府投資基金份額在北京股權交易中心份額轉讓試點完成交易，截至5月中旬，北京股權交易中心基金份額轉讓平臺累計完成17單基金份額轉讓交易，涉及交易基金份額32.97億份，交易金額14.50億元。

    試點僅半年的上海S基金交易所，也已有8單完成掛牌。記者近日從上海股權交易中心獲悉，截至5月31日，上海私募股權和創業投資份額轉讓平臺累計完成8單掛牌，掛牌規模8.82億份，已成交5單，成交規模8.24億份，成交總金額約8.40億元。其中，上海疫情期間，該基金份額轉讓平臺新增3筆基金份額完成掛牌，2筆8393萬份基金份額完成交易，各類儲備項目正在積極推進落地。

    北京和上海疫情期間出臺的相關政策同樣提到股權投資機構。其中，北京在近日發布的《北京市統籌疫情防控和穩定經濟增長的實施方案》中指出，暢通S基金依托北京產權交易所、北京股權交易中心擴大并購等二級市場交易，支持金融機構依法合規加強與外部投資機構合作，積極探索多樣化金融服務模式，引導私募股權基金、創業投資機構加大對科創企業的融資支持力度。

    上海6月7日發布的《上海市2022年優化營商環境重點事項》指出，建設上海私募股權和創業投資份額轉讓平臺，拓寬私募基金份額轉讓渠道。上海市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3月底在相關文件中也提及，培育發展優質股權投資機構，引導社會資本投向產業鏈供應鏈的關鍵領域及核心環節，對于符合條件的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市區兩級地方金融管理部門將提供綠色通道服務。

    政策的支持，有望引領股權投資行業重拾信心。市場普遍期待，隨著疫情防控逐步常態化，私募股權行業也能逐步恢復朝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