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

    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下調至7%以下，國內外輿論頻繁地出現對中國的悲觀主義預期與不確定性的揣測。該如何理解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變化？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如何？能否在各國經濟增長歷史的縱向經驗與橫向對比中總結出最值得遵循的經驗？

    一國經濟增速下降的普遍規律

    過去五年來，許多人對中國增速下調的困惑與焦慮，主要源于對歷史規律與GDP本身測算方法缺陷的陌生。任何國家都不可能永遠保持高速增長，也不能僅通過GDP單一指標來衡量本國經濟發展的變化。

    以同處東亞板塊的日本、韓國為例，兩國均經歷了30年左右的經濟高速增長時期。1955年－1973年，日本實際GDP增長年均維持在9.2%，名義GDP在這19年內總量增長了16倍，此后19年（1974年-1992年）下降至年均3.6%。接著24年（1993年-2016年），日本年均經濟增長率僅為0.86%，其中有五年還出現了嚴重的負增長。多數人認為，日本進入了長期低迷衰退的“平成大蕭條”，然而，也有人認為，不能從表面的經濟數據簡單評判日本，當前日本創新能力、經濟質量、未來潛力仍不容小覷。

    從1962年至1991年，韓國這30年的實際GDP增長年均維持在9.7%，名義GDP總量更是增長了652倍。此后25年（1992年-2016年）韓國年均經濟增長率下降至4.8%，近五年來增長率更是不到3%。在高速增長期，韓國被稱為“亞洲四小龍”，是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優秀代表，也是從低收入國家躍升為高收入國家、發展中國家躍升為發達國家的典型案例。盡管近年來韓國經濟增速低迷，但韓國科技實力、文化軟實力仍為人所稱道。

    從日韓經驗看，中國經濟增長速度近年來的下降就顯得容易理解。從改革開放初期到十八大前一年（1978年－2011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9.9%，名義GDP總量增長133倍。此后五年（2012年-2016年）回落至年均7.3%。自2007年GDP增長14.2%達到最高值后，中國GDP增長率就一直處于減速狀態。2017年，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稱，對中國GDP增速預期為6.5%，國內外的疑慮再次達到高峰。有人甚至認為，中國經濟嚴重衰退，更甚者提出中國經濟將要崩潰。但不得不承認，中國仍是多年來全球經濟貢獻最大的國家，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新興經濟體與全球經濟治理的領頭羊。有許多人預測，中國GDP總量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僅僅是時間而已。

    中日韓三國的經濟發展軌跡以及兩類截然不同的論調，再次印證了“經濟收斂（convergence）假說”，即一國發展水平較低時，發展速度會更快。隨后發展速度有可能就會大大下降。此時，能否回應對發展速度下降的質疑聲，關鍵在于該國經濟發展能否實現良性的、可持續性的均等化進程。

    中國對GDP的重視度已大大下降

    在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樹立綠色發展理念，不能把GDP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唯一指標。同時，他還曾談過：“單純依靠刺激政策和政府對經濟大規模直接干預的增長，只治標、不治本，而建立在大量資源消耗、環境污染基礎上的增長則更難以持久。要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避免單純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論英雄。各國要通過積極的結構改革激發市場活力，增強經濟競爭力”。

    長期以來，中國一直把GDP的增長當做社會發展的全部體現，甚至GDP成了社會發展的唯一目標。顯然，十八大以來，這種誤區正在被糾正。

    近年來，中國人開始看透GDP的陷阱。環境的惡化、社會的失衡、矛盾的突發，越來越促使人們從經濟增長理論的深層次原因去反思GDP原理，即GDP增長之外，必須要考慮增長的效益。

    事實已表明，改革開放40年的高速增長與效益低下的狀態幾乎是并存的，經濟增長數量與效益并不匹配。經濟增長所產生的各項收益率呈現邊際遞減的效應。

    中國經濟轉型成效顯著 但結構調整之路遠未完結

    經濟增長效益是與經濟發展水平相聯系的，但增長效益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經濟增長目標和增長方式的選擇。因此，近年來，中國改變片面追求GDP增長的傾向，把增長中心轉移到增長質量方面來，是極其正確的選擇。正因為此，2013年-2017年間中國經濟增長效益的轉型成效顯著。

    經濟保持穩定的中高速增長。2013年-2017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7.1%左右，遠高于同期世界2.7%和發展中經濟體4.1%的平均增長水平。對全球經濟的增長率貢獻連續多年保持在1/3左右。

    社會就業量連續多年持續擴大。2013年-2017年，城鎮新增就業連續五年保持在1300萬人以上。五年來，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基本穩定在5%以下。新創造就業人數相當于一個法國，而后者失業率多年在10%左右。

    商品價格運行形勢總體穩定。2013年-2016年，居民消費價格年均上漲2.0%。

    服務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過半。2017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長8%，高于GDP的增長，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為51.6%，比2012年提高6.3個百分點。

    消費仍然保持溫和增長的態勢。2017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65%左右，與往年相比稍有提升，比資本形成的貢獻率高出了31.7%。

    企業在去庫存、降成本方面取得重大進展。2017年以來工業企業效益正在改善。成本費用下降，利潤率上升；資金周轉加快，經營效率繼續提高，尤其是煤炭、鋼鐵、化工、石油、高科技制造業等行業新增利潤多，盈利能力增強。

    環保治污工作效果有了較明顯改善。根據《“十三五”節能減排綜合工作方案》的目標，到2020年，全國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總量控制在1580萬噸、1574萬噸以內，預計較2015年將分別下降15%和15%。

    這些成效充分體現了近年來經濟增長的協調性，即經濟增長結構不只是要考慮速度，還要考慮結構的合理程度。在一個經濟體中，如果經濟結構越是合理，就越有利于資源的有效配置、降低國民經濟的中間消耗，進而提高經濟增長效率；相反，當經濟結構失衡時，低效率的投入增加、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將會抑制經濟增長效率。

    保持速度、結構、效益的三角均衡并不容易

    近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實踐已證明，要保證經濟持續快速良性發展，就必須在速度、結構、效益三方面進行動態協調，最終實現“最優化”的均衡。從思想演變上看，這恰恰是從20世紀中葉興起的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一次重大飛躍。此前的“帕累托最優狀態”更多地強調在充分就業、市場需求和資源配置上的均衡，而中國經濟實踐中總結出來的“速度、結構與效益”更像是基于政治、經濟與社會綜合發展意義上的“大均衡”。

    目前看來，在未來較長期內的中心任務與經濟政策目標已越來越清晰。

    一是在發展速度上堅持“穩中有進”的戰略抉擇。這個工作基調是對中國經濟發展國內外綜合背景的整體考量，既要防止國際國內復雜環境的干擾，還要適應新時期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繁重任務的要求；既要防止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目標，也要遏制一些地方將眼光放在“形象工程”、“政績工程”上。歸根到底是，將發展速度的快慢標準，放到轉變結構、增加實際民生效益的實事求是精神上來。

    二是在發展結構上堅持“轉型升級”的戰略路徑。這個工作方式實際上是認識到經濟結構戰略調整的大勢所趨、刻不容緩的緊迫性，也抓住了化解產能過剩、推動新興產業發展的必然性，更看透了強化創新驅動、推進綠色發展的關聯性。歸根到底是，將發展結構的好壞標準，放到能夠保證必要的增長、實現社會健康發展的結果中來。

    三是在發展效益上堅持“提高質量”的戰略目標。這個指導思想是近年來中國立足于發展規律的新認識與新遵循，是對資源不可接續、環境不可承載、經濟不可持續的先前發展狀況的重大糾正，也是從增量擴能到調整存量、做優增量的思路重大轉化。歸根到底是，是否能夠實現最優的發展效益，關鍵看能否有合適的發展速度與合理的發展結構。

    綜上所述，所謂“速度、結構與效益”的三角均衡中，速度是手段，結構是基礎，效益是目標，三者的最優配置才能保證中國整個經濟“工作鏈”有效運行。做到這些不容易，但筆者相信，隨著“最優化”進程的推進，中國經濟發展仍將有更大的提升空間。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