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的宏觀分析師指出，隨著人民幣匯率彈性提高，我國資本流動形勢好轉，這也使得央行的貨幣政策操作（利率調整）、外匯管理政策、金融開放政策可以更多從中國經濟的基本面和宏觀政策考量進行調整，而較少受到美聯儲加息等外部沖擊的掣肘。

    2018年3月末，以美元計值及SDR計值的外匯儲備數據“一升一降”。

    4月8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3月末，以美元計價的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為31428億美元，較2月末小幅上升83億美元；以SDR計價的外匯儲備規模為21617億SDR，較2月末小幅下降61.6億SDR。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了解到，估值效應是3月末外匯儲備小幅回升的主要原因，即3月份美元指數由2月末的90.61貶至89.97，使外匯儲備中非美元計價部分折算成美元計價后形成估值增加。此外，資產價格變動和投資收益也推動了我國3月外匯儲備上漲。

    國家外匯管理局有關負責人就2018年3月份外匯儲備規模變動情況答記者問時表示，在全球經濟持續復蘇的背景下，隨著國內經濟穩中向好和改革開放深化，我國國際收支將延續基本平衡格局，跨境資金流動總體保持平穩。但是，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依然復雜多變，金融市場仍可能面臨不確定性，外匯儲備規模總體將保持穩定。

    跨境資金流平穩向好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了解到，影響外匯儲備變動的因素主要有交易因素和非交易因素兩大類，其中交易因素主要是指基于進出口、銀行結售匯、央行投放外匯等供需關系下外匯儲備的實際變動，非交易因素則是指資產價格變動和匯兌損益。

    縱觀一年以來的我國跨境資金流情況可以看出，對2017年2月后外匯儲備緩慢上升形成支撐因素的主要有結售匯逆差減小、美元指數下跌造成的估值增高、央行減少在市場上投放外匯等。

    從交易因素來看，隨著全球經濟的復蘇，我國出口規模不斷提升，如今年2月我國出口同比增速高達44.5%，創下三年新高。國家統計局公布的3月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為51.5%。與2月份相比，構成制造業PMI的5個分類指數全部回升，PMI新出口訂單更是達到51.30，重回榮枯線之上。

    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表示，“隨著結售匯逆差擴大，銀行結售匯對外匯儲備支撐的作用將減少。”

    據外管局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2月銀行結售匯逆差82億美元，逆差規模創下去年8月以來新高，銀行代客結售匯也從順差轉為逆差。

    “雖然目前零售市場上的外匯供求仍然為逆差，但隨著人民幣匯率的不斷上升，市場對人民幣單邊貶值的預期已扭轉，遠期結售匯逆差也在不斷縮小。”香港地區一家外匯交易機構研究員表示，“未來預計銀行結售匯將維持小幅度逆差，中國外匯儲備在出口增加、美元行情震蕩的背景下，將維持小幅度正增長趨勢。”

    從非交易因素來看，外匯儲備投資他國國債資產價格的變動也使得外儲賬面價值提高。如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由2月末的2.8606%降至2.7389%，表明我國持有的美國國債價格上升。此外，我國持有的外國國債的投資收益也使外匯儲備規模增加。

    外匯管理政策回歸中性

    2018年3月美聯儲宣布加息25基點，中國央行也在隔日的公開市場操作中，上調7天逆回購操作利率5BP至2.55%，而這樣的操作方式被市場稱為“佛系”加息。

    “相比于2016年、2017年初聽聞美聯儲加息時的風聲鶴唳，如今的市場顯示更加平靜而理智。”北京地區一家銀行外匯交易員表示，“一是市場早有預期，二是在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和中國經濟形勢向好背景下，加息的沖擊已相對較小。”

    多位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的宏觀分析師指出，隨著人民幣匯率彈性提高，我國資本流動形勢好轉，這也使得央行的貨幣政策操作（利率調整）、外匯管理政策、金融開放政策可以更多從中國經濟的基本面和宏觀政策考量進行調整，而較少受到美聯儲加息等外部沖擊的掣肘。

    招商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謝亞軒認為，隨著我國跨境資本流動趨于平衡，前期采取的宏觀審慎政策將全部恢復中性。“一是體現為央行外匯占款余額的月度變化幅度逐步收窄趨于零，表明央行減少對外匯市場干預；二是2017年9月央行將打擊投機購匯行為的外匯風險準備金從20%降至0；三是央行年初表示逆周期因子已回歸中性；四是2月推出遠期售匯差額結算交割，釋放基于實需原則的外匯需求。”

    此外，2018年以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同比增速顯著回升。商務部最新數據顯示，2018年1-2月，我國境內投資者累計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168.2億美元，同比增長25.2%，連續四個月保持增長。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未來要推進金融業改革開放、匯率市場化改革和人民幣國際化。“要發揮市場在匯率形成中的決定性作用，人民幣匯率彈性有所增強，用市場供求決定人民幣匯率，保持了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使得匯率發揮宏觀經濟‘自動穩定器’的作用。”易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