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杠桿是當前的一項重大舉措，這對于防范金融風險有著重要的作用。在這個進程中，各方普遍關注民營企業會不會受到去杠桿的沖擊。決策層也密切關注到這一問題，并且提出了結構性去杠桿的要求。從現實情況看，隨著穩杠桿效果的不斷增強，需要在加快結構性去杠桿的同時推進金融體系創新，以破解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

    我國特定發展模式中的杠桿帶有鮮明的結構性特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去杠桿”所針對的突出矛盾，既有總量問題，但更有結構問題。過去幾年我國杠桿率的快速上升，主要原因在于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的杠桿率上升較快。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顯示，2008年12月至2017年6月，我國非金融部門杠桿率上升了114.6個百分點，其中非金融企業部門上升了67.1個百分點，對總杠桿率上升的貢獻率接近60%。企業杠桿中又以國有企業杠桿率更為突出。

    數據顯示，地方政府杠桿率比較高，債務增速過快，信用風險不斷累積，對金融安全帶來隱患。個別地方政府通過融資平臺公司、PPP、政府投資基金、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變相舉債，實質上的杠桿率在提升。

    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來，通過一系列的舉措，尤其是對某些風險點的精準施策，有效地穩定了杠桿率水平，“拆彈”效果明顯。根據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的研究，2017年杠桿率增幅比2012-2016年杠桿率年均增幅低10.9個百分點，2018年一季度杠桿率比2017年高0.9個百分點，增幅同比收窄1.1個百分點，這為我國控制系統性金融風險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穩杠桿取得初步成效后，要在經濟轉型中著力解決杠桿的結構性問題。防范杠桿率的再度加快上升，關鍵是通過經濟轉型解決杠桿率的結構性問題。過去幾年國有企業杠桿率和地方政府杠桿率偏高的態勢，在較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國在特定階段投資主導型、政府主導型增長方式的特點。與居民以及民營企業有所不同，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預算軟約束問題，這使得其杠桿率容易快速上升。中央有針對性地提出規范發展PPP和棚改等，就是強化財經紀律以強化約束。

    當然，要防范杠桿率的加快上升，根本出路在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比如，加快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真正實現從管企業到管資本的轉變，同時全面處理“僵尸企業”，防止其繼續吞噬信貸資源，形成信貸黑洞。

    筆者認為，對地方政府，關鍵是“三個加快”：加快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責任劃分，明確經濟領域的地方政府支出責任；加快推進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劃分，構建地方穩定的財源，降低其對不規范融資的依賴；加快規范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禁止違法違規融資擔保。

    結構性去杠桿與改體系并行，解決民營企業的融資難問題。結構性去杠桿要去掉的是沒有強約束的杠桿，與保障民營企業等有真實需求的融資并不沖突。從供給看，民營企業尤其是實體經濟的民營企業在市場競爭下，有著強約束。從需求看，民營企業當下面臨的突出矛盾與問題是融資難。由于多種原因，一刀切式的“去杠桿”，確實容易加大民營企業的融資難度；有些企業通過非正式途徑融資，導致融資成本成為負擔明顯加大。

    怎么解決民營企業的融資難問題？既不能繼續“大水漫灌”地加杠桿，也不能“一刀切”地去杠桿。需要以服務實體經濟為導向加快創新金融體系，做好金融的增量文章。

    除了加快發展多層融資體系、調整融資結構外，重點可以從兩個方面切入：

    一是加快民間金融發展，以適應民營企業融資需求。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一個原因在于與民營企業相匹配的民間金融發展滯后。這既需要加快民間金融開放，更需要加快完善金融監管。

    二是加快貸款技術創新，大力發展普惠金融，支持小微企業發展。這些年我國普惠銀行涌現了比較好的模式。既有以社區化為方向的一些農信社探索的模式，也有以數據驅動為方向的網商銀行和微商銀行等探索。這些探索在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上發揮了重要作用，積累了比較好的經驗。可以進一步總結、提升、推廣，加快普惠金融貸款技術創新，同時也需要在流動性和監管層面予以相應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