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央行和財政部在不到9小時內相繼表態：央行宣布從2018年10月15日起對大部分銀行降準1個百分點，主要目的為優化流動性結構，降低中小企業融資難度，預計共釋放資金1.2萬億元；財政部長劉昆在接受新華社采訪時表示，正在研究更大規模的減稅、更加明顯的降費措施，預計全年減稅降費規模超1.3萬億元。

    央行、財政部在同一天發聲并不常見。

    一周后即10月14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2018年G30國際銀行業研討會上繼續為中國經濟打氣：“預計今年能夠實現6.5%的目標，也可能略高。”“當前貨幣政策保持穩健中性，既未放松，也未收緊。貨幣政策工具箱中有足夠的政策工具可以運用。”

    當外界還對今年7月央行與財政部爭論“何為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記憶猶新時，作為調控中國宏觀經濟的兩大部門，央行與財政部已經攜手為穩經濟打出了一套政策“組合拳”。“財政部減稅為企業節流，央行降準為企業資金開源，兩個部門的配合將讓企業融資成本居高不下的情況得到明顯改善。”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副主任牛犁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基建發力待見效

    今年7月，央行與財政部相關人士就“何為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展開爭論。隨后，7月底的兩場重要會議結束了這場爭論。

    7月23日，在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的國常會上，明確指出“要更好發揮財政、金融政策作用，支持擴內需調結構促進實體經濟發展”；7月31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會議稱“財政政策要在擴大內需和結構調整上發揮更大作用；要把好貨幣供給總閘門，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

    此后，央行與財政部再次攜手為中國經濟保駕護航：萬億元地方債陸續出爐；為貨幣政策邊際放松，央行不斷推出SLF（常備借貸便利）和MLF（中期借貸便利），但三季度的中國經濟依然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

    國泰君安宏觀團隊發布研究數據顯示，三季度中，生產、消費和投資較二季度都有下降，從而使得GDP預計增速回落至6.6%。更早之前，9月14日，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顯示，1-8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5.3%，增速比1-7月回落0.2個百分點，處于一年來的均值水平附近。

    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延續下滑態勢，主要緣于基建投資的大幅度降低：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1-8月基建投資累計同比增長4.2%，較1-7月回落1.5個百分點，再創新低。“國家‘穩基建’的措施未能在經濟數據中顯示，并不是因為這些措施沒有產生效果，而是因為基建項目的上馬周期大多在三個月到半年。”牛犁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指出，要到今年第四季度到明年上半年，國家提振基建的效果才會開始逐步顯現。

    ？在采訪中，牛犁進一步對時代周報記者指出，目前中國經濟的內部和外部環境都相當復雜，這些問題的具體反應就是流動性偏緊和投資不振。“要穩定經濟，需要有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緊密配合。”

    “組合拳”背后的新挑戰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我國宏觀經濟調控的兩大法寶。

    2013年，時任央行副行長潘功勝在當年兩會期間曾表示，在財政資金的使用和管理中，央行和財政部門建立了一種相互分工合作又相互制衡的關系，在財政資金的收支中執行不同的角色。更通俗地說，財政是國庫的會計、政府的會計，而人民銀行則是政府的出納。

    “兩者之間要相機抉擇，選擇最合適目前中國經濟的調控方法。”牛犁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此外，他強調，當前業界和學界中不約而同地出現一種聲音，認為“貨幣政策正在失效，應主要依靠財政政策提振經濟”—“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

    “要實現宏觀調控目標，就必須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緊密配合的前提下，就具體形勢及時微調，否則不可能取得預期的宏調效果。”牛犁在采訪中對時代周報記者強調，當前中美貿易摩擦波及范圍不斷擴大，國內的經濟正在承受下行壓力，宏觀調控中更加應該“兩條腿走路”。

    以此次央行和財政部打出的“組合拳”為例：央行降準將會釋放約7500億元增量資金，可以增加金融機構支持小微企業、民營企業和創新型企業的資金來源，推動實體經濟健康發展；在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之下，預計減降稅費規模將從年初的1.1萬億元上升至1.3萬億元。“這套‘組合拳’令人振奮，但與此同時，開征新稅種的說法卻總讓人有些擔憂。”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志勇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在實施寬松的財政政策時，不適宜出臺增稅政策。楊志勇指出，目前我國經濟一方面是企業稅負沉重，生產經營乏力；另一方面是居民個人消費乏力，“通過減稅和實施寬松的財政政策，一方面能夠降低企業的經營成本，降低生產成本；另一方面也能夠提高居民收入，增加消費從而形成良性循環，這是當下財政政策需要承擔的關鍵所在”。

    長期以來，在我國的宏觀調控政策中，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之間存在協調性不夠甚至互相沖突、抵消的難題。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制定者都面臨更大的挑戰。

    一名在珠三角銀行任職管理層的資深銀行業人士告訴時代周報記者，在過去遇到經濟下行壓力時，大多是通過央行釋放流動性滿足企業資金需求，“央行可以決定放不放水、放多少水，但對于水流向哪里是沒有多少控制力的。”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長管清友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指出，這導致過去幾年中金融風險急遽增加。

    與此同時，“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面臨新的壓力：財政部的績效考核基本實行數字管理，對財政部來說，面對巨大的財政開支，需要不斷地增加財政收入。如此，大規模降稅會不會對財政部造成新的壓力？究竟該如何平衡？楊志勇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雖然我國30年來財政收入快速增長，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增加，但這并不表示財政總收入一定要保持高速增長，“在特定情況下，政府財政總收入暫時出現負增長也是正常的。因此給企業減稅即使影響財政收入的增加，也不必通過增加新稅種把損失補回來。”“相反，通過減稅刺激所帶來的稅基擴大，反而可能為政府帶來更多的稅收收入。”楊志勇強調。

    實際上，大國內部央行和財政部門的分歧并不鮮見。

    前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就曾多次批評財政政策。2011年，他指責財政政策阻礙了美國經濟復蘇和創造就業，直接削弱了貨幣政策保障充分就業的能力。在傳統貨幣政策失效，而貨幣政策部門又需要保障金融穩定的時期，貨幣政策部門往往需要求助于財政政策，而這也是貨幣和財政部門最容易發生分歧的時期。

    “穩增長是之前要做的工作沒做完，現在補作業；去杠桿則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定下的總基調，是經濟工作的根本。”牛犁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不應該把穩增長和去杠桿兩者割裂開來。中銀國際研究公司董事長曹遠征則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指出，財政部考慮更多的是融資問題和開支問題，而央行考慮的則是宏觀調控，“是傳導問題。”

    在曹遠征看來，在兩者之間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機制是目前金融改革的重點之一。曹遠征對時代周報記者強調認為，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最終應當依靠的還是金融改革，“對中國而言，討論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各自的職能并不是問題的本質，本質應該回歸到經濟發展本身，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改革釋放經濟增長動力”。

    流動性陷阱之憂

    10月15日，存款準備金迎來今年自1月、4月、7月以來的第4次下調。此次下調1%之后，大型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下降到14.5%，中小型金融機構則為12.5%。

    歷經4次降準之后，央行在10月15日表示，銀行體系流動性總量處于較高水平，可吸收金融機構繳存法定存款準備金、政府債券發行繳款等因素的影響，當日不開展公開市場操作—至此，央行已連續11個交易日暫停公開市場操作。

    隨著流動性處于較高水平，銀行間的市場資金價格持續走低，國內的利率水平處于歷史低位。盡管易綱在2018年G30國際銀行業研討會上指出，當前中國利率水平是合適的，且中國的貨幣政策工具足以應對不確定性，但隨著M1和M2增速的持續放緩和新增社會融資規模的萎縮，市場對于中國是否將陷入流動性陷阱的擔憂再次加重。

    流動性陷阱最早由經濟學家凱恩斯提出，主要是用來描述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的貨幣政策在刺激經濟增長和就業方面無效的一種狀態。當經濟處于流動性陷阱時，即使央行將利率降到非常低的水平或者投放再多的流動性，公眾都只選擇持有現金而不愿意再投資，任何超額投入的流動性都將會被作為現金持有，因此寬松的貨幣政策無法達到刺激經濟的效果。到那時，政府只能利用財政政策擴大支出來刺激總需求。

    但在曹遠征看來，面對這一輪“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更應該以“宏觀審慎”的態度去理解：“這一輪的宏觀審慎，實質為了釋放一定的流動性以保持債權債務鏈條的完整性。”曹遠征強調，這次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的關鍵，是防止去杠桿過快導致的杠桿快速衰退，“從歷史意義來說，它是補充流動性的一種安排，而不是公眾所認為的貨幣正常的寬松化安排。”

    “在目前的經濟情況下，財政政策落實的關鍵還是要把1.35萬億元的地方債發好、用好。”牛犁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