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以來，人民幣匯率再次臨近“7”的整數關口。市場上關于是否保“7”的爭論再起，大部分研究員和專家認為，人民幣匯率破“7”的可能性較小，但也有部分專家認為沒有必要守“7”，不必過分關注所謂整數位。筆者認為，保持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有助于我國利益最大化，而且在經濟基本面良好等有利因素支持下，我國也完全有能力實現人民幣匯率穩定。

    匯率穩定有助我國利益最大化

    受外部不確定因素影響，市場上出現一些擔憂，導致人民幣匯率出現一定幅度走低，這是市場的正常反應。有觀點認為，不必過分關注整數位，過去幾年人民幣匯率經歷了破8、破7，并沒有出現什么大礙。筆者認為，首先，匯率上的點位或整數關口不是簡單的數學問題。當數字與金融結合，與投資者的心理結合，就可能會發生奇妙的“化學反應”，整數關口不再是沒有任何意義。

    2015年8月以來，人民幣匯率大幅走低時，資本流出壓力都會增加。盡管2017年初以來，完善了外匯管理，堵上了很多技術層面的“漏洞”，資本外流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抑制，但從今年1-4月的數據看，在股市和債市存在大量外資流入的情況下，我國外匯占款仍出現小幅下降，這說明管理上仍有繼續完善的空間。

    其次，在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容易出現跨市場風險傳染。筆者曾運用嚴謹的計量方法，對2018年土耳其、阿根廷、俄羅斯等新興市場國家出現的“匯股雙殺”行情時的股價與匯率的關聯性，以及股市與匯市的波動溢出效應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表明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出現“匯股雙殺”行情時，更多的情況是匯市下跌的風險向股市單方向傳導，匯率下跌是股指下跌的主因，以及匯市向股市的短期沖擊波動溢出效應更顯著。

    再有，即使在發達國家市場，也并非完全放任匯率不管，對于“仍然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的我國來說，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是體現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的應有之義。市場也有失靈的時候，尤其外匯市場，匯率“超調”并非罕見，所以可以時常看到很多國家對外匯市場實施干預。日本是一個典型的案例，日元是國際外匯市場主要的交易對象之一，日元的外匯市場早已經成為全球化、有深度和廣度的外匯市場，但是在一些關鍵時點以及日元匯率漲跌幅過大過快時，日本央行都會通過直接入市等方式對市場進行干預。

    對我國來說，經過多年的建設和發展，盡管外匯市場取得了長足發展，但與發達國家成熟的外匯市場、浮動匯率制度的需求相比，仍然有待成熟完善。

    整體上看，我國匯率市場化仍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將會循序漸進推動，這一方面是改革開放積累的寶貴成功經驗，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外匯市場建設不可能一蹴而就。盡管推進匯率市場化已經成為我國既定的改革方向，匯率市場化意味著逐步讓市場發揮更大作用，匯率波動會更顯著，波動會成為常態，但只要保持著“有管理”，就意味著不會完全放任波動，貨幣當局仍會“該出手時就出手”，尤其是在市場情緒異常和匯率到了關鍵點位時。

    有能力維持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

    外部不確定因素的增加，在匯率走勢上出現一定的反應是必然也是正常的。我國已成為全球第一大出口國，人民幣匯率的變化具有國際影響力，如果人民幣匯率出現大幅貶值，與中國在出口上存在競爭關系的國家，其貨幣也必然會出現競爭性貶值，這不僅對沖了人民幣匯率貶值促進出口的效果，而且可能導致國際外匯市場的混亂。

    筆者認為，人民幣大幅貶值沒有必要，保持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更符合我國利益最大化，而且我國也完全有能力實現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首先，我國經濟基本面良好，能夠繼續實現較高增速，并且經濟增長的質量會更高，匯率走勢主要取決于經濟基本面。今年以來，我國經濟開局良好，主要宏觀經濟指標保持在合理區間，增速好于預期。從全年看，經濟增速能夠落在目標區間之內，繼續保持較高增速。良好的經濟基本面將繼續為人民幣匯率穩定提供堅實的根本支撐。

    其次，我國持有的巨額外匯儲備構成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壓艙石”。外匯儲備的作用就是在特殊時期彌補國際收支逆差、干預外匯市場，維持匯率以及金融體系的穩定。另外，2015年8月以來，我國貨幣當局積累了應對外匯市場異常波動的豐富經驗。

    再次，從微觀層面看，面對外部不確定因素增加，我國出口商可以采用技術改造升級、優化流程等多重措施降低成本。2005年以來，我國匯改的一項重要成就是，人民幣匯率的適度升值不僅沒有降低我國企業國際競爭力，反而變壓力為動力，促進了我國產業升級，提高了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