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于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換的中國經濟，如何在升級換擋過程中，充分挖掘自身潛力，爭取實現中速平臺上有活力、可持續、韌性強的增長？如何深化改革，擺脫路徑依賴，挖掘新增長來源，并制定與之配套的戰略計劃？這是當前經濟工作中亟待突破的重點。

    圍繞這些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長期增長”課題組展開了長期研究，其中第七輯就2019~2028年10年經濟進行了展望。近日，證券時報記者專訪課題組負責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他全面剖析當前經濟發展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分析下一階段經濟增長的五大來源，并提出了與之配套的戰略方案。

    在劉世錦看來，低效率部門改進、低收入階層收入增長和人力資本提升、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升級、前沿性創新，以及綠色發展，是與高質量發展要求相適應的中速增長的五方面潛力。要充分釋放這些潛力，關鍵要建設高標準市場經濟，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

    中國經濟開始步入

    中速平穩增長期

    證券時報記者：當前經濟正處于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換期，增速放緩已成為共識，但具體回落幅度仍有待明確。您如何看待高質量發展與經濟增速的關系？

    劉世錦：從經濟增長階段轉換的角度看，從2010年一季度開始的增速回落，到2016年三季度開始觸底，逐步進入中速增長平臺。觸底是一個試錯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從過去兩年多的情況看，構成高增長重要來源的基建和房地產投資的歷史需求峰值已過，在增速回落的過程中，仍在尋找與中速增長相適應的新均衡點。這樣的均衡點找到后，整個經濟的中速增長平臺才能基本穩下來，進入一個較長時間的穩定增長期。

    證券時報記者：去年以來，內外部宏觀環境的不確定性增加，決策層提出“六穩”，其中就包含穩增長。對于現階段的穩增長，您認為有哪些著力點？

    劉世錦：決策層提出了穩增長的任務。在這個題目下，可以看到幾種不同的選擇。

    一種是繼續沿用老辦法，主要是通過擴大基建投資來穩增長。這種辦法看起來輕車熟路，但面臨杠桿率上升、投資空間縮小、效率下降等難題。另一種思路是將近期的增長回落歸結于去杠桿以及從緊的宏觀政策，主張通過寬松的貨幣政策和“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維持已有的增長速度。

    還有一種是主張尊重增長階段轉換的規律，適當降低增長預期，在保持適度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同時，聚焦于實質性深化改革，拓展新的增長來源，爭取中速平臺上實現有活力、可持續、韌性強的增長。

    證券時報記者：當前對GDP增速目標已開始淡化，應該如何看待增長目標，如何使之與高質量發展匹配？

    劉世錦：在以往長時間的高速增長階段，GDP指標被置于優先地位，盡管這種方法存在問題，但在那個階段還算過得去。進入中速增長階段后，潛在增長率下降，如果繼續實行GDP掛帥，問題就會凸現。

    黨的十九大提出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在增長目標及其實現機制上要有相應調整。高質量發展并非一個抽象概念，可以體現為由一組指標構成的目標體系。其中具有標志性的指標是就業，還可以包括風險防控、企業盈利、居民收入增長、資源環境可持續性等指標。

    如果高質量發展的目標體系處在一種適宜狀態，與之相對應的增長速度就是一個合適的速度。在增長目標的形成機制上，應當由以往的“速度決定質量”轉變為“質量決定速度”。速度和質量有可能出現沖突，需要尋找的是其內在邏輯上的協調性和一致性。事實上，短期內與高質量目標體系相適應的增長速度，從中長期看也是可爭取到的比較高的增長速度，因為避免了大起大落，從而有效利用了增長潛能和機會。

    高質量發展

    有五大增長來源

    證券時報記者：經濟在步入中速增長平臺后，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邁進，需要有新增長動能與之匹配。您認為當前有哪些可以挖掘的新增長來源？

    劉世錦：由于中國經濟規模已經很大，即使保持這樣的增長速度，每年經濟的新增量依然位居全球前列。支撐這樣的新增量并非易事。擴大并穩定中速且高質量發展的增長來源是一個重要挑戰。在今后較長時期，中速平臺上高質量發展大體上有以下五個增長來源。

    第一，低效率部門的改進。中國基礎部門主要由國有企業經營，長期存在行政性壟斷，市場準入和競爭嚴重不足，效率低下成為自然而然的結果。近年來，這些領域也推動改革，時有反復，大的格局并未改變。部分企業的切身體驗和實證研究都表明，中國的能源、物流、通信、土地、融資等基礎性成本，要高于美國一倍以上。除了土地等由于資源稟賦原因外，主要是因為中國相關行業存在不同程度的行政性壟斷。

    第二，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長和人力資本提升。可以想象，如果貧困人口能夠穩定脫貧，如果農村人口能夠順利轉入城市，如果城鄉低收入階層能夠逐步進入中等收入階層，將會釋放出多大的需求潛能。這部分需求潛能是中國經濟下一步增長中空間最大且易于獲取的。

    提升低收入階層的人力資本是另一項重要任務。從全社會角度看，提升低收入階層人力資本的空間最大，經濟和社會效益也顯而易見。在中國人口結構發生重要變化、勞動年齡人口和就業人口總量下降、老齡化速度加快的背景下，提升低收入階層人力資本尤為重要。

    第三，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升級。消費結構升級是中國經濟需求增長的常規動力，且能夠帶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近年來的一個重要現象是產業內分化加劇，市場份額和利潤向頭部企業集中，即使在一些發展不錯的行業，多數企業日子并不好過，這也是一個時期以來中小企業困難增多的重要原因。產業分化、重組推動優勢企業、優勢行業加快發展，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價值行業比重上升。制造業服務化、服務業制造化相互推動，帶動了研發、設計、咨詢、物流、金融、商務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加快。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正在成為拉動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升級的新主導產業。

    第四，前沿性創新。中國創新近年來的一個重要變化，是在全球創新前沿“無人區”的創新增加，由過去的主要“跟跑”，轉為部分“并跑”，再到少數領域“領跑”。前沿性創新較多集中于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領域。在這一領域，與過去歷次技術革命不同，中國總體上與先行者的差距不大，部分領域還處在領先位置。中國的優勢還體現在消費市場巨大、產業配套比較完整等，易于形成商業模式和實用技術，由商業模式創新拉動技術創新。前沿性創新能夠拓展潛在增長率邊界，并對已有生產能力進行革命性改造，如互聯網與各類實體經濟的結合。中國在前沿性創新上的最大短板是基礎研究滯后。如果沒有一大批諾貝爾獎級研究成果形成的土壤，在前沿性創新上將缺乏后勁。尤為重要的是，要形成有利于新思想脫穎而出的自由探索環境。能否補上這塊短板，將是中國力圖建成創新型國家無法回避的重大挑戰。

    第五，綠色發展。把綠色發展作為一種增長動力，與對綠色發展的理解直接相關。在傳統認識中，通常把綠色發展等同于污染治理、環境保護，理解為對傳統工業化模式缺陷的修補或糾偏。這樣看來，綠色發展確實沒有多少增長動力，甚至被看成經濟增長的代價。如果換一個角度，把綠色發展看成與傳統工業化模式相競爭并更具優越性的一種新發展模式，綠色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意義就大不相同。綠色發展將重新定義產出與投入、收益與成本，以更低的成本、更優的資源配置，提供更有利于人類全面發展的產品和服務。

    “高難度增長時代”來臨

    證券時報記者：您所提的“五大增長來源”非常全面且細致，正如改革可能帶來陣痛，新舊動能的轉換是否會面臨一些阻礙？

    劉世錦：上述五大增長來源中，前兩個是高速增長期遺留下來的，后三個則拓展了中速平臺上潛在增長率的邊界。在這樣一幅新的潛在增長率畫面前，接下來的問題是，這些增長來源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轉化為實際增長率。

    概括地說，這些新增長來源有一些與過去很不相同的特點。第一，對制度質量的要求相當高，“半拉子”市場經濟是無法適應的，必須下決心解決市場經濟建設中的“卡脖子”問題，才能過好這一關。第二，雖然也會有一些熱點，但像以往基建、房地產、汽車等大容量支柱產業基本上看不到了，增量更多以普惠方式呈現。第三，增長大多是“慢變量”，很長時間的努力未必見到大的成效，“立竿見影”的情況不多了，對耐性、韌勁、戰略定力的要求明顯提高。

    仔細分析，五大增長來源依托的要素和體制條件各有不同，但“門檻”和高度都顯著提高了，要把其中的潛在增長率充分釋放出來并不容易。

    如果說過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是“吃肥肉”，進入中速平臺后的高質量發展則是“啃硬骨頭”，增長的難度非同以往。這意味著高質量發展也是高難度增長。當然，釋放五種增長來源潛能的難度各異，前兩個來源難度更大，更為緊迫；后三個來源則要求更高，帶來的壓力更大。

    證券時報記者：具體來看，五大增長來源面臨哪些障礙？

    劉世錦：前兩個增長來源本應屬于高速增長期，之所以拖下來，是因為其中的體制政策難題未能得到解決。就低效率部門的改進而言，涉及國資國企改革、民營經濟發展、產權保護、市場公平準入和競爭、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等。打破行政性壟斷、維護公平競爭等已經講了很多年，但難以真正落地。低收入階層收入增長和人力資本提升，則涉及農民工進城、住房制度改革、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還有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城鄉生產要素雙向流動等問題。看到這個問題清單，就不難理解將其中增長潛能釋放出來的難度所在。

    后三個增長來源大多屬于新潛能、新體制，但也受到舊體制的羈絆。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升級涉及產業分化重組中市場出清、低效資源退出和社會保障體系托底等，而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發展則需要更加大膽地對外和對內開放。前沿性創新和綠色發展，無論是社會認知的重要性、所需要的要素品質，還是體制機制政策的精致度，都明顯超過以往。

    五大配套發展戰略

    證券時報記者：如何有效發掘以上增長來源的潛能？在體制機制方面應該做出哪些調整？

    劉世錦：要使增長潛力能夠充分發揮，需要制定配套的發展戰略，目前來看主要包括五個方面。一是效率變革戰略；二是中等收入群體擴大戰略；三是消費和產業升級戰略；四是前沿性創新戰略；五是綠色轉型戰略。這些戰略的提出，是在明確增長來源的基礎上，從頂層設計、體制機制等方面進行的全方位路徑規劃。

    效率變革的目標，是實質性改變現階段突出的低效率領域的狀態。這些領域包括基礎產業等行政性壟斷問題不同程度存在的部門，要素無法自由流動導致增長潛能受到抑制的城鄉融合地帶，退出機制不完善的低效產業部門等。簡單地說，就是要填平既有的“效率洼地”，達到現有技術條件下能夠實現的效率水準。要完善產權保護，進一步推動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有效發揮國有資本的應有作用，促進各類企業公平競爭，按照負面清單改革市場準入等。

    中等收入群體擴大戰略。中等收人群體擴大的主要來源是低收入階層。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出路主要是提升人力資本。提升人力資本的重點，是通過反貧困和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務等，改善居住、醫療、教育條件，大幅提高勞動者體力和智力水準。同樣重要的是增加這部分人群橫向和縱向流動機會，促進機會均等。

    消費和產業升級戰略。消費升級和產業升級依然屬于“追趕型增長”的內容。在這一階段，由于增長更大比重依賴于消費，消費的重要性上升；與此同時，消費增長更多地通過消費結構升級實現，對消費類別、品質、便利性的要求超過以往，并將這種要求轉化為對供給側的刺激。在此意義上，產業升級是對消費升級的反應。如果沒有足夠的市場需求激勵，產業升級難以推進和成功。產業升級同時依托于供給側條件的改進，需要更多的中高級生產要素的支撐和優化組合。

    前沿性創新戰略。對中國這樣的后發經濟體而言，能夠躋身前沿性創新行列，進入科技發展的“無人區”，既是一種機遇，也面臨著更多挑戰。在這樣一個并不熟悉的領域，把握創新規律、明確優勢和短板、準確定位、抓住時機，都至關重要。要堅持以企業為創新主體不動搖。促進創新要素流動聚集，形成一批區域性創新中心和創新型城市。加快補上基礎研究薄弱的短板。

    證券時報記者：在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戰略方面，具體可以采取哪些舉措？

    劉世錦：中等收入群體擴大的主要來源是低收入階層。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出路主要是提升人力資本。提升人力資本的重點，是通過反貧困和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務等，改善居住、醫療、教育條件，大幅提高勞動者體力和智力水準。同樣重要的是增加這部分人群橫向和縱向流動機會，促進機會均等。

    加快農民工進入和融入城市的進程。戶籍問題的實質是為農民工提供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農村進城人員為城市發展創造了大量社會財富，為他們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并非施舍，而是他們的城市權利。重點要解決好進城農民的住房問題，不僅對他們安居和融入城市至關重要，同時也能帶動大量消費需求。

    建立反貧困的長效機制。要鞏固脫貧成果，著力構造脫貧不返貧的長效機制。立足于提高貧困人口自我發展、創造財富的能力，從各地實際出發，因地制宜，發展具有自身特色和競爭優勢的產業，形成穩定的增收渠道。通過改善基本生存發展環境，尤其是醫療、教育、文化等條件，重點提高年輕一代人力資本，創造更多更好的就業創業發展機會，實現貧困的代際阻隔。把仍然存在的貧困人口納入低保系統，守住反貧困的底線。

    健全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在就業、醫療、養老等方面，建立覆蓋全國的“保基本”社會安全網。加快實現全國統籌、異地結轉，增加便利性，促進勞動者的合理流動。以更大力度、把更大份額的國有資本轉入社保體系，增加社保資金供給，縮減社保資金缺口，同時促進國資產權結構、治理結構的改革。

    促進機會公平。把提高中等收入群體比重納入政府政績考核指標體系。提高政府財政支出中用于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借助這一途徑擴大內需。改變有些城市把低收入勞動者擋在城市之外的做法。在大體相當的條件下，在就業、升學、晉升等方面，給低收入階層提供更多可及機會，逐步改變低收入階層所處的“形式上平等、事實上不平等”的狀況。

    建設高標準市場經濟

    證券時報記者：要保證以上戰略的順利實施，實現增長動力的轉換，需要體制政策環境進行相應的調整，其中一個關鍵和無法回避的問題就是對待市場經濟的態度，但過去一段時間，國際上和國內都出現了一些誤解，對于市場經濟發展的相關問題應該如何認識？

    劉世錦：中國在市場經濟這條路上已經走了40年，是停滯徘徊，還是繼續向前走？停是停不住的，不進則退，而倒退是沒有出路的。向前走，需要提出一個新的目標，就是建設高標準的市場經濟。為此，有一些關鍵問題需要厘清。

    第一，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巨大成就依靠的是什么？

    國內外對此有不同看法和說法。近期中美貿易摩擦中，也有人在這個問題上給中國潑臟水。那么，靠的是搞國家資本主義、國企行業壟斷、計劃經濟色彩較重的發展規劃和產業政策、政府補貼、不尊重知識產權甚至偷盜技術，還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堅持和擴大對外開放、積極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特別是民營經濟，保護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在合法引進技術的同時加快推動創新？應該說，答案是很清楚的，正是依靠后者，中國經濟在幾十年間實現了飛躍。

    第二，中國是要建設一個低標準、不完善的市場經濟，還是要建設一個高標準、高水平、高質量的市場經濟？

    中國的市場化改革進行了40年，取得很大成就，但尚不完善。總體來說，我們目前仍然是一個低標準、不完善的市場經濟。當前，我們對內要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對外則要實現高水平對外開放，低標準、不完善的市場經濟顯然無法適應。國際經貿談判中有些人抓住中國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之處做文章，有些國家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在這種態勢下，中國當然不能戴上這頂低標準、不完善的市場經濟“帽子”，必須也能夠朝著完善市場經濟、建設高標準市場經濟的方向前行。

    第三，在建設高標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面對諸多焦點和難點問題，是別人要我們改，還是我們自己主動要改？

    針對改革中面對的問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和十九大都指出了改革的方向、重點和方法，并不是別人逼著我們要改，而是我們從長計議、戰略謀劃，從中國國情出發做出的主動選擇。由于更了解情況，知道改什么，如何改，我們自身推動的改革，有可能改得更為徹底、更有成效。

    第四，是通過把中國特色和市場經濟相互融合，增強我國的競爭優勢，還是把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過渡性的、應被改掉的那些東西當成體制優勢？

    當前，我國正處在增長階段轉換、發展方式轉型、體制轉軌的過程之中，有些東西是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有些東西是轉型期過渡性的，有些東西則是符合市場經濟規則正在成長的，還有一些東西屬于“新瓶裝老酒”。必須把自己真正的特色優勢與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過渡性的、要改的東西區分開來，不能把后者當成體制優勢加以固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