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強大的國內市場離不開發揮消費基礎性作用。7月3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要求，深挖國內需求潛力，拓展擴大最終需求，有效啟動農村市場，多用改革辦法擴大消費。有效應對經貿摩擦，全面做好“六穩”工作。

    二季度數據顯示，居民人均實際消費支出增長率創下新低，居民人均消費支出與社會零售品消費總額也出現背離。同時，上半年居民人均收入和消費支出再次形成“剪刀差”。如何看待以上現象及其影響？下半年如何深挖內需，擴大最終需求？記者采訪了多位經濟學家分析現象背后的原因并提出建議。

    高債務拖累居民消費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增長率自2018年二季度以來持續下行。今年二季度，居民人均實際消費支出增長率為5.2%，創下多年來的新低。最終消費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貢獻率為60.1%，較2018年的峰值下降近20個百分點。

    而與此同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和消費信心從2018年三季度以來呈現溫和回暖態勢。其中，盡管二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略有回落，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持續回升。

    “有錢花”又“愿意花”，但消費支出增速卻表現為持續下降。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程實將其稱為“消費悖論”的一個表現。

    如何理解這一現象？北京大學國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蘇劍對記者表示，短期來看，主要影響因素有兩點：一是上半年物價上漲而收入并未顯著上漲，二是就業的不穩定直接影響收入預期，對消費產生抑制作用。

    也有經濟學家將居民部門的高債務歸為形成這一現象的重要原因。

    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諸建芳表示，目前我國居民部門杠桿率已經較2012年接近翻倍。高借貸雖然直觀上理解可能帶來高消費，但從數據看，我國當前消費的下降，高杠桿的擠出效應仍大于財富效應。如果當前中國的高房價包括住房高租金問題不能得以解決，就難以徹底釋放居民的消費潛力。

    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所所長李迅雷表示，受房貸余額保持較快增長下的居民杠桿率水平提高的影響，今年以來，服務和非食品的消費降幅比較明顯。

    央行最新發布的《中國區域金融運行報告（2019）》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該報告稱，居民杠桿率水平對消費增長的負面影響值得關注。分析表明，控制人均可支配收入、社會融資規模等因素后，居民杠桿率水平每上升1個百分點，社會零售品消費總額增速會下降0.3個百分點左右。

    供給結構“新舊錯配”

    既然目前處于“有錢花”又“愿意花”的狀態，挖掘消費潛力的一個重要方式還在于供給結構改革。

    程實認為，“消費悖論”這一現象根本上源于新舊錯配，一方面，消費重心從一二線城市向低線城市和農村地區，從高檔消費品向中檔消費品轉移，消費升級的重心正在迅速下沉；另一方面，零售業態、供給結構、配套環境等要素卻尚未適應這一變化。在舊動力過快消退背景下，消費新潛力未能充分釋放，由此限制了消費引擎總體發力。

    一個例證便是，2019年更加依靠傳統零售業態的春節消費表現不佳，黃金周消費增速首次降至個位數。但“6·18”電商節則依靠80后~00后的新人群，低線城市的新市場，以及直播帶貨、定制化產品等新渠道，實現了消費額的爆發式增長。

    程實指出，這體現了業態調整的先行“點”和落后“面”產生巨大反差。

    安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則指出，新舊錯配還體現在銀行部門儲蓄和理財產品的正常供應能力下降。過去幾年的金融整頓，金融部門貨幣和理財供應的異常下降，導致住戶部門持有的金融儲蓄出現了非意愿的下降。為了重建合意的金融儲蓄，住戶部門被迫調整資產負債表和各類開支行為，其中一項即是削減消費。

    此外，從今年上半年的乘用車銷量結構看，乘用車產銷997.8萬輛和1012.7萬輛，同比下降15.8%和14.0%，但豪華車銷量依然保持正增長。

    李迅雷表示，這體現的是消費分層。高端消費的興旺與中低端消費的不振，其背后實質上是居民收入的分化。如何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將對以消費為主體的經濟帶來顯著影響。

    減稅降費作用

    有待進一步釋放

    2019年全年計劃2萬億元規模的減稅降費舉措被看作是讓實體經濟“輕裝前行”，促進國內消費的實招。國家稅務總局減稅辦常務副主任、收入規劃核算司司長蔡自力在介紹減稅降費階段性成效時表示，個稅改革增加居民收入，拉動了社會消費增長。

    根據二季度消費數據，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回升與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增速和最終消費支出增速下行的“一上二下”中，指標出現背離。由于統計口徑的不一致，這樣的背離并非首次出現。

    諸建芳表示，這次的背離主要受到汽車消費擾動和非居民部門消費的收縮狀態的影響。從2018年二季度以來，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和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增速走勢一致性加強，這顯示非居民部門消費并無明顯變化。而從去年開始，受到信用緊縮和外部風險的沖擊，政府和企業的消費均處于相對收縮的狀態。

    諸建芳認為，考慮到減稅效應的時滯，更傾向于認為減稅效應對企業部門的積極效應還未釋放。個稅社保對居民消費影響更大，居民可支配收入可能在三季度受益明顯。

    據北京大學國民經濟研究中心測算，上半年個人所得稅兩步改革疊加減稅3077億元，僅占2019年上半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73%。

    蘇劍表示，可從減少企業經營成本的角度減稅降費，優化企業營商環境，增加企業的活力，從根本上增加員工的收入，穩定收入預期，才能更有效地促消費。

    除了增加收入、穩定預期，李迅雷認為，仍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提高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或社會保障水平，同時也需要對高收入階層的邊際消費遞減現象采取鼓勵消費等措施。

    多管齊下釋放消費潛力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新的風險挑戰，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

    蘇劍對記者表示，雖然當前最終消費對GDP的貢獻率存在下滑，但其依然是拉動GDP增長主要動力。同時，隨著經濟結構變化的繼續，依靠消費帶動經濟增長也是發展的方向。

    今年以來，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超過10次對擴大內需、促消費工作進行了研究部署。相關部門和地方政府也陸續出臺了不少政策舉措。

    程實預計，新一輪的基建發力有望著重完善低線城市以及廣大鄉鎮地區的消費基礎設施，打通新零售向縣域經濟的滲透渠道。同時，加速推進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將激活縣域經濟對醫療、服務、教育等服務消費的升級需求。

    蘇劍預計，減少個人所得稅、繼續提高退休人員的收入，以及穩就業等措施對下半年的消費促進會起到一些作用。另外，“穩增長”的措施對穩消費、促進消費增長應該會起到相對明顯的作用。

    諸建芳預計，減稅降費政策將進一步釋放消費增長動能。其中，伴隨著物價企穩和個稅社保政策的共同作用，居民可支配收入與居民消費預計在三季度迎來明顯回升。

    李迅雷建議，要通過提升居民的社會保障水準，讓我國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體對未來的社保保障更加充滿信心，能消費、敢消費。比如，從今年前4個月的零售額分項看，藥品消費增速上升，達到11%，這也是需要通過醫療體制改革來降低居民看病吃藥的負擔。

    高善文則建議，在繼續做好金融整頓的同時，盡快恢復銀行部門儲蓄和理財產品的正常供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