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國企混改進入快車道以來，天津速度尤為驚人。天津地方國企混改力度之大、程度之深、范圍之廣、速度之快，被不少市場人士視為全國之最。其間出現的國企總動員、豪情出讓控股權、跨省混改和異地合作等新特征，也被視為國企混改的“天津范式”。

    天津混改領先全國，多位業內人士認為與化解當地國企債務困局、增加地方財政收入有關，而根源則要歸于天津近年來經濟發展的失速。還有被采訪者指出，天津國企改革正在取得成效，但更關鍵的還是機制的盤活與創新掣肘的突破。

    在中國北方不少城市都在遭遇“東北化”難題的大背景下，“天津范式”無疑具有借鑒意義。國研智庫資本市場與上市公司研究中心主任蘇培科分析說，市場化機制的到位，并著眼提高地方國企效率和質量，無疑將有助于經濟壓艙石的夯實；但要坐實混改，依然有賴于機制變革和制度突破。在南方多地摸著石頭過河與北方多地仍在找尋“石頭”的過程中，北方需要向南方學習。

    天津混改新趨向

    今年1月中旬，天津市公務汽車租賃有限公司增資項目在天津產權交易所啟動掛牌，這家市屬國有獨資公司擬募資不低于4390萬元用于公務車租賃公司補充營運資金、產業調整及產品開發和償還公司負債等。本次增資擴股與股權轉讓完成后，轉讓方和戰略投資者持有標的企業股權比例分別達到35%和65%。

    這只是天津最新掛牌混改的項目之一。在“國企改革三年行動”大幕拉開前后，全國多地都開啟了混改熱潮，天津動作則明顯領先全國。僅在2020年，從60個國企混改項目集中推介，到TCL科技集團摘得中環集團100%股權，再到知名藥企天津醫藥集團混改項目成功簽約，天津國企混改動作接連出爐。

    市場的普遍觀點是，天津混改大幕的正式拉開始于2017年。這一年天津組建了津聯、津誠、津投等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次年市屬國企混改便駛入快車道。2018年涌現出北京金隅集團受讓天津建材55%的股權、招商局集團入股天津藥物研究院、綠地控股14.86億混改天津建工等不少典型案例。其中天津水產集團將100%的股權轉讓給民營企業巨石控股，成為天津首個國資徹底退出的地方國企。

    證券時報記者在采訪中獲悉，天津的混改開端實際還可以前移。2015年，還未上市的天津七一二通信廣播股份有限公司引進TCL集團為戰略投資者；2018年七一二A股上市，中環集團和TCL集團分別以52.53%和19.07%的持股比例列控股股東和第二大股東。公司董事長王寶曾在接受證券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這次混改優化了公司股權結構，有利于發揮各方在技術和渠道的優勢。“從國資委或者天津市的角度來看，都在積極推進混改工作，引入市場化體制機制。從公司角度來看，股權結構和二級市場流動性也還都有優化的需要。”

    持續多年的混改，正在形成獨特的“天津范式”。隨著越來越多混改的開啟和落地，這一模式的特征也日趨清晰。

    首先是全員混改。本輪混改熱潮下，天津國企不分類別、規模大小，幾乎傾巢而出，涉及金融、醫藥、裝備制造、建筑、能源、公共服務、地產等多個行業。以中環集團、食品集團、百利集團、醫藥集團為代表，企業總資產均超500億元。這意味著參與資方也必須是營收和規模龐大的產業巨擘。

    有市場人士將此形容為一場“規模龐大的國有企業集體拋售行動”。其間有一類企業尤為惹眼。在去年天津推出來自19個國企集團的60戶國企混改項目，濱海農商銀行、天津信托等名列其中。這意味著，天津甚至不惜拿出金融牌照進行混改。

    第二是大尺度混改，涉及國有控股權轉讓的案例頻出。例如，中環集團100%股權轉讓TCL科技，國資退出的比例安排極為罕見；天津濱海農商行等金融機構，也均出讓50%以上股權。

    天津國資人士王燦（化名）對記者介紹，這輪天津混改大潮，在股權結構上放開產權、敞開大門，不少項目國資不再追求控股地位。這體現出天津國企混改力度很大，敢于動真格，不少改革還涉及到市屬企業的集團層面，體現了改革的決心與誠意。

    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研究員吳剛梁認為，“實控權轉讓更容易吸引負責任、資本量大的戰略投資者，有利于混改企業完善法人治理結構，轉變經營機制；另外，控制權轉讓的交易價格會更高一些，因為會有‘控制權溢價’，這有利于提升國有資產的價值。”

    第三是主動性混改。這使天津混改呈現出平臺化和速度化兩大表征。

    為了加快市屬集團的混改，通過組建津聯控股等國有資產運營公司，并授權這些公司進行混改推介等工作。這也帶來天房發展等天津國資A股公司相繼發布了控股股東變更公告。同時主動性之下，相比出售價格，天津更看重速度與效率，部分項目成交價格甚至低于掛牌底價。

    第四，異地參與性混改。2020年12月，天津醫藥集團混改取得實質突破，上海上實集團牽頭入股67%。按照雙方理解，異地合作混改將有助于實現兩地企業優勢互補、完善內部治理結構、整合供應鏈和優化產業布局、降低成本、提升企業經營能力和競爭力，增強市場資源配置效率。

    吳剛梁分析說，不同地域國有企業之間“強強聯合”，這種合作模式的優勢是雙方的運行機制、企業文化比較相似，匹配度、認同感、協同性更高；此外，由于雙方都是國有企業，所以在股權交易過程中，對于國有資產流失的顧慮會更少，因此有利于加快推進。不過他同時指出，不足在于當地國資對異地的標的資產不熟悉、不了解，在盡調過程中對風險估計不足，會導致收購價格過高，預期的協同效應也有不盡人意的風險。

    何以混改盛況空前？

    為何天津混改近些年來不斷提速呢？多數人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首先指向的是化解國企債務困局。

    渤海鋼鐵集團是典型代表。由于產能過剩及管理混亂，渤海鋼鐵集團2018年進入破產程序。據公開統計，這家鋼鐵巨頭負債超千億規模，牽扯天津百余家金融機構，且波及到津濱發展、冀中能源等A股公司。2019年，通過德龍鋼鐵接手以及金融機構的債轉股，渤海鋼鐵集團債務困局才成功解鎖。

    統計來看，相當比例進行混改的天津國資標的經營承壓。在去年天津市推出的60戶國企混改項目中，就有21家企業披露的財務利潤總額為負，天津城建集團利潤虧損超過10億元。

    對于天津國企債務困局，王燦分析說，“天津國資涉及行業繁多，相當比例都是競爭性或者產能過剩行業，除部分優質資產外，有些企業都經營疲乏、債務高企。混改可以視為一種刺激經營活力和甩掉政府包袱的做法。”

    光大銀行金融分析師周茂華對記者表示，近些年來地方政府和地方國企開啟去杠桿征程，大體分化出三大路徑。要么直接出清，但這種路徑非常慘烈，并且國有資產流失如影隨形；要么通過市場化兼并重組；還有一種路徑則是把分母做大，實現資產盤活。從目前路徑選擇來看，天津在第三條路徑上快步流星。

    在此背景下，天津在本輪混改熱潮中嘗試多種方式，協議轉讓、增資擴股、定增、無償劃轉和引入戰略投資者等，都指向了國企去杠桿。周茂華認為，通過引入資本或優勢戰略資源，有利于提升國有企業的經營能力和效率，促進國有企業發展，優勢互補，健全公司治理結構，提升經營能力。

    還有被采訪者將天津混改提速的更深層原因指向了地方財政。“天津此輪國企混改迅猛，與天津擠掉GDP水分后，持續吃緊的財政狀況不無關系。”中國社科院一位長期關注區域經濟的學者分析，2018年天津全市地方政府債務余額4078.6億元同比增長19%，財政方面已經很難為國企持續輸血，而從貴州、上海等多地國企股權反而劃轉到財政來看，將地方國企成為社保蓄水池的迫切性在增強，這都在倒逼國企自身造血能力的提升。

    有統計顯示，天津市由混改等國資經營帶來的非稅收入已占地方財政收入的近1/3。這意味著，混改不但能夠提高國有資本回報，而且可以增加財政可用資金。

    天津財政問題的根源，還是歸于經濟發展的失速。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天津國企混改啟幕并提速的2016年到2019年，也是天津的多事之秋。

    從微觀層面而言，包括渤海鋼鐵、天房集團等一大批國企高層相繼落馬；從宏觀層面而言，天津市政府還主動宣布了2016年的萬億GDP數據存在注水，“卸妝”后的天津GDP增速從此前的全國前列墜落至全國倒數。2020年前三季度，天津GDP正式跌出全國前十的行列。

    這一點放在政策利好的放大鏡下，更顯刺眼。天津作為京津冀協同發展、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自主創新示范區建設、“一帶一路”建設、濱海新區開發開放五大國家戰略迭加的聚集地，卻在長期以來面臨產業結構偏重偏舊、新動能增長點青黃不接、資源環境難以為繼、計劃經濟觀念根深蒂固等經濟發展的瓶頸。如何破局一直是懸在城市上方的達摩克里斯之劍。

    在蘇培科看來，加速屬地國企混改，正在作為改善天津經濟的藥方之一。“天津國企改革提速，表明地方政府已經意識到這些問題，尤其日趨重視國企國資的壓艙石作用和面對天花板的破局路徑。”

    周茂華認為，混改確實有利于盤活地方經濟。“引入戰略投資者和資源，一方面提升內部效能，另一方面優秀資源互補，打通上下游產業鏈，聚焦產業做精做強做大。用產業吸引人口，帶動其他產業發展和土地價格，這樣一二三產業才能形成良性循環。”

    混改效果如何？

    在天津民資與國資的二元平衡木上，長期以來都“一頭沉”特征較為明顯。一方面，天津地區的民營經濟比重一直較低，導致企業整體活力不足；另一方面，天津國企數量則位居全國前列，但上市數量不多，反映出企業的創新能力不足與活力不夠。

    混改引資熱潮之外，天津國企在資本市場融資功能長期處于缺位狀態。從上市公司公告信息來看，2020年全年，僅有9家注冊地為天津的A股公司披露了增發預案，天津市國資委旗下的企業則僅有*ST勸業和創業環保兩家發布增發預案，其中前者募資不超13.4億元，后者則是擬定增引入戰投，募資18億元償債和補流。

    因此，混改已成為天津引資的重要渠道。從實踐來看，部分天津國企在引入外部資本后，業績確實實現好轉。例如，北京金隅入主天津建材一年后，營業收入同比增長超過5成。

    王燦將此視為天津國企改革的成效之一。“一方面，近幾年天津完成數十家國有企業混改，在推進股權多元化、健全法人治理結構、完善市場經營機制、健全激勵約束機制等方面進行有益探索；另一方面，混改后企業經營效益整體提升，銷售收入、利潤等較混改前明顯提升，資產負債結構優化。”

    更為重要的效果在于機制的盤活和創新掣肘的突破。王燦指出，天津國企混改重要目標，就是要培育一批具有創新力和國際競爭力的骨干企業，不斷提升“四力”：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和抗風險能力；同時，面對復雜的國際環境，國內需要國有企業在突破攻堅“卡脖子”技術，穩定產業鏈等方面有更大作為。

    不過，記者也從業內了解到，部分標的的混改并非如想象般順暢。仍有“硬骨頭”等待化解。早在2017年，天房集團混改計劃就已經公布，按照當時方案，公司擬通過增資擴股、股權轉讓等形式引入投資者。此后，市場傳言包括萬科、融創、碧桂園等知名房企均有接洽，但很長時期都沒有下文。

    部分混改存在困難，天津也在從其他維度突圍破局。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成為重要抓手。2020年11月，天津市國資委與華為公司簽署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將在能源化工互聯網、半導體、智慧港口等方面開展聯合創新，進一步發揮國有企業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浪潮中的引領作用。天津港集團、津投資本、渤化集團等都有參與。去年底，天津市委書記還專門與科大訊飛董事長劉慶峰會談，以期加快推進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建設網絡強市、數字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