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時報記者 孫璐璐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中投公司副總經理趙海英帶來了兩份提案，分別是關于引導長期資金助力碳中和以及擴大外幣國債發行。其中，關于鼓勵長期資金投資碳中和的提案與去年兩會她提出的關于ESG（環境社會治理）投資的提案一脈相承，體現出她近兩年對投資推動環境保護的關注。

    未來五年是經濟

    轉型升級重要窗口期

    “責任投資”理念源遠流長。據了解，在投資實踐中，全球排名前列的主權財富基金挪威央行投資管理機構（NBIM）、加拿大養老基金（CPPIB）、中投公司等機構投資者也在主動融入推動環保。與此同時，世界一流公司越來越關注節能減排。由于數據存儲等生產經營活動需要大量電力，亞馬遜、谷歌和臉書已成為2000年以來累計購買新能源發電量最多的企業。

    趙海英表示，環保被投資界重視和強調的原因有三：一是新生代投資者的價值觀正發生變化，希望在達到收益目標的同時做到有利于社會和環境保護。二是監管趨嚴推高公司違規成本，目前已有30余個國家和地區交易所提出了鼓勵或強制性的ESG信息披露要求。三是ESG指標和績效的正相關性逐漸被市場發現，比起發達國家，ESG在發展中國家的影響更為顯著。越來越多的投資者認識到，將ESG指標納入投資決策可獲得更高收益率。

    趙海英認為，未來五年是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窗口期，我國應當從基礎性工作入手，大力發揮市場機制，引導資金助力經濟低碳轉型升級。一方面，由監管機構引導、行業協會推動，共同完善碳排放信息披露指引。信息披露是實現碳中和的首要步驟和基礎環節。碳排放、碳足跡定量信息披露是我國上市公司治理的重要短板。據中證統計，對照GRI全球標準，2019年我國僅有283家A股上市公司進行了企業環境影響披露，占比僅為7.5%。

    另一方面，循序漸進完善電力、碳排放權、綠色電力證書等交易平臺。在市場體系未健全前，可考慮將暢通企業直購綠電通道作為突破口。我國開展生產經營活動的頭部企業迫切需要尋找綠色電力，但我國碳指標及綠證交易市場發展滯后。另外，電力市場存在較大地域壁壘和交易成本。在著眼長遠完善市場機制的同時，暢通企業辨別和購買綠色電力的渠道或是短期內最為便捷的解決方式。

    此外，她建議相關監管部門出臺措施鼓勵機構投資者將綠色投資納入其評價體系，帶動銀行、保險等社會資本進入碳中和前沿科技領域，助力實體企業產業鏈綠色化。一是推動大型機構投資者改進投資理念，將碳中和主題作為投資策略考量，發揮示范和帶動作用。二是鼓勵引導資金支持重點技術行業。低碳能源替代和減排技術需要大量投資，例如儲能和碳捕獲技術都是實現碳中和的核心技術，但仍處于發展初級階段。鼓勵金融和投資機構根據企業不同發展階段和需要，靈活利用風險投資、私募股權、投貸聯動和債權等方式提供更大投融資支持。

    擴大外幣國債發行

    提升全球資源配置能力

    趙海英今年關于擴大外幣國債發行規模的兩會提案話題新穎，此前市場對這一問題的討論并不多見。她認為，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發達國家大幅寬松貨幣和財政政策，對我國經濟金融穩定產生外溢效應，外匯資產保值增值面臨更大挑戰。當前我國經濟顯示出強大修復能力和旺盛活力，長期向好趨勢進一步鞏固。外匯儲備連年穩定在3萬億美元以上，規模全球第一，海外資金對我國資產的配置需求旺盛。我國大國信用優勢凸顯。但中國外幣國債市場發育尚不健全，體系仍不完善，難以滿足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要求。

    因此，趙海英建議，應當用好我國作為一個大國在國際市場上的良好信用優勢，抓住時機、另辟蹊徑，在外債水平和風險可控的范圍內，擴大外幣國債發行，完善市場體系，提升全球資源配置能力。除發行美元債外，還可以考慮發行歐元債、日元債和英鎊債。

    擴大外幣國債發行規模有何好處？趙海英分析，一方面，我國外幣國債信用好但發行量小、流動性低，擴大外幣債發行有利于充分體現我國國際融資能力，增強我國外幣債券吸引力。截至2020年末，中國外幣主權債僅存19只個券，其中美元債170億美元、歐元債80億歐元。與經濟體量和外匯儲備規模相比，我國境外融資仍有很大空間。

    “擴大債券發行規模、豐富可投資標的、增加債券期限類別有利于提升外幣債流動性和市場深度，并提高外幣國債的市場流動性，暢通跨境融資渠道，從而進一步增強我國主權債券的吸引力和海外融資能力。”趙海英稱。

    另一方面，我國外幣債利率曲線尚不完備，擴大外幣債發行有利于為中國企業境外融資提供“定價錨”，為完善新興外幣債市場作出貢獻。當前我國外幣主權債數量較少、券種不齊。這不僅導致我國企業海外融資難覓定價基準，也不利于新興外幣債市場加深擴容。

    以美元主權債為例，我國現存個券13只，規模約170億美元，期限僅有5類。同為金磚國家的俄羅斯現存個券22只，規模約1050億美元。其他新興國家中，墨西哥現存個券26只，規模約770億美元，期限7類；巴西現存個券規模也達480億美元。

    此外，趙海英表示，我國正面臨境外融資的大好時機，擴大外幣債發行有利于多方共贏。海外金融條件寬松，我國發行外幣債成本較低。過去4年我國發行的10年期美元國債收益率均低于1.5%；過去2年發行的10年期歐元國債收益率均低于0.5%，較短期限券種收益率甚至為負。同時，外國央行和金融機構對我國外幣主權債需求旺盛。去年我國美元債認購量與發行量之比高于3.8倍，認購比高達4.55倍，投資者地域廣泛覆蓋亞洲和美國等。

    趙海英認為，從對外投資和利用外資的整體結構看，我國對外資產大量投資于高流動性低回報的債券，而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是高成本的外商直接投資，這種結構在我國人均收入比較低的發展階段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但隨著我國人均收入增長，我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這種結構是不利于國家財富積累的，有必要進一步優化。因此，可擴大發行外幣債的規模，降低利用外資成本。

    不過，趙海英也強調，擴大外幣債發行規模的同時，要提升境外投資能力，注重資產與負債的貨幣匹配和期限匹配。例如，可優化對外投資結構，適當增加配置海外股權類和實物類資產，推動國家財富保值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