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濤（中國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員、北京立言金融與發展研究院院長）

    日前，央行發布《中國區域金融運行報告（2021）》，認為2020年區域經濟金融運行展現強大韌性，區域協同發展穩步推進。事實上，區域金融運行與地方金融改革密切聯系在一起。當前，一方面中央部門在“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金融科技”等眾多領域，都在推動“自下而上”的創新基層試點，另一方面眾多核心城市也在持續加快地方金融體系的構建與完善。

    自2012年啟動的“溫州金改”開始，我國地方金融已經歷了眾多“風風雨雨”，也逐漸探索出了一些成功經驗和有效路徑。綜合來看，我們認為地方金融改革通常包括四個歷史階段：要素集聚、功能完備、生態健全、價值外溢。

    一則，著眼要素集聚是地方金融發展的初級階段，此階段地方政府的重心往往在于努力集聚和引入各類金融機構，尤其是著力打造地方法人金融機構；建設有形的金融要素市場、地方產權市場、大宗商品市場，增加本地上市公司數量；推動區內金融機構推出特色金融創新產品等。在地方金融發展基礎薄弱的情況下，這種“大干快上”可以帶來金融業增加值、金融服務地方產業的規模快速增長，但在整體金融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或許會帶來金融要素的“重復建設”與“低效競爭”，乃至于一度出現眾多城市都喊出積極打造“區域金融中心”的口號。

    二則，所謂功能完備則是地方金改的“進步”階段，此階段則不再僅僅著眼區域金融要素的“數量集聚”，而是把重心轉向區域金融功能的持續完善。金融體系的基本功能包括支付清算、融資與投資、風險管理、信息管理等。由此，地方金融則應在集聚要素的基礎上，先真正在金融支持產業優化升級、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題、保障居民消費與理財需求等方面不斷創新服務能力，然后則應考慮在風險管理與分散、支付清算基礎設施、信息與信用管理方面不斷拓展地方金融功能覆蓋邊界。

    三則，重視生態健全則到了地方金改的“升級階段”，在此階段，需要從更綜合、可持續、環境優化的角度來看待地方金融發展。正如“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區域金融生態土壤的差異，會帶來截然不同的金融體系成長演變趨勢。如果把金融看作社會經濟系統中的子系統，則金融生態則是指影響地方金融發展的各類要素，既包括金融機構、市場、產品等內部要素，也包括經濟、法律、信用、技術、文化等外部環境要素。因此，地方金融改革的目標，則逐漸轉向夯實、完善、豐富、優化金融生態“土壤”，從而為地方金融長期、持續、健康發展奠定堅實基礎，并且足以承受各類內外短期沖擊的影響。

    四則，所謂價值外溢，則是地方金融發展的“更高階段”。當前我國正在走向構建新發展格局，經濟增長方式也在從粗放式轉向高質量發展。同時，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應對收入與財富分化的矛盾也是重中之重。由此，金融業的價值所在，不僅是自身的穩健發展與盈利能力提升，也不限于被動地為企業和居民提供金融服務，更是應該從國家長期戰略目標層面，主動體現出額外的“價值貢獻”。例如，有效支持“碳達峰、碳中和”，服務于經濟社會數字化轉型，更好地支持民生與助力共同富裕等。

    應該說，現有地方金改多數正處于從要素集聚，到追求功能完備、生態健全的過渡階段，結合日益演進的數字化大勢，此時的核心“抓手”應該是構建新型的產業與金融合作生態，全面拓展金融功能。對此需關注三方面問題。

    一是從金融單向支持，到平臺模式下的產融結合，全面實現場景落地。在數字化時代，金融支持實體不再是被動的，而是著眼金融與產業內在融合的“新產融”模式，以充分發掘地方的C端、B端、G端場景為主線，依托平臺經濟模式，實現區域資金流、物流、信息流的一體化。二是抓住金融科技發展的核心要素，改善區域金融數字化轉型的基礎。在經歷了包括互聯網金融在內的多輪整治之后，地方更應深刻認識到，迎接新金融時代更需先練好“內功”，如戰略與機制、人才、數據、技術、場景、風險與安全、監管與政策、社會責任、硬件設施、文化等。三是地方金融將從區域約束到跨區配置，從物理生態到數字生態。新形勢下的地方金融不再限于一域，而是跨區域經濟資源、跨區域金融資源的“排列組合”，傳統的金融“物理空間”功能區也逐漸轉化為“軟”功能區、“虛擬”功能區。尤其需要看到，數字化改變了生產、消費與金融范式，地方金融同樣繞不開變革大勢，需直面數據經濟與金融“新模式”，把握好創新與安全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