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1日開始，我國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入戶登記啟動。

    此次調查在北京市16個區抽取23萬戶進行登記，涉及340個街道和鄉鎮、3791個社區居（村）委會。從最新發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來看，北京繼續坐穩我國人口“第三城”的寶座，但與成都的差距在縮小。不過，以北京為代表，我國人口流向大城市的趨勢加劇：從七普數據來看，我國共有91個城市人口在500萬以上（包括4個直轄市），這些城市的總人口達到7.85億，占我國全部人口的55.63%，這一數據較2010年提升超過4個百分點。

    從擁有500萬以上常住人口城市的數量來看，山東以10城位列榜首，廣東、河南則分別擁有9城，并列第二。

    值得注意的是，這91個城市的人口增長并不均衡，過去10年，69個城市實現正增長，22個城市出現人口負增長。

    華南城市研究會副會長孫不熟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過去10年大城市人口增長與否，與城市可以運用的資源息息相關。“比如，省會城市的人口增長很快，因為其可以調動全省的資源進行支持，同時教育和資源也聚集在省會，這對城市吸引人口非常關鍵。”

    人口向直轄市、省會聚集

    過去10年，我國人口進一步向大城市聚集。

    在91個城市中，以廈門為代表的9個城市是新晉成員，但也有5個城市人口在過去10年人口跌穿500萬大關，因此城市數量從87個增加到91個。

    重慶、上海、北京和成都的人口在2000萬以上，廣州、深圳的總人口在1500萬以上，排名我國城市人口的1-6位。

    成功“晉級”的城市中，廈門從2010年的353.13萬人，增長到516.4萬人，增速達到46.23%。孫不熟指出，廈門盡管相對較小，但是行政級別高，是計劃單列市。加上廈門的教育、醫療和城市環境在福建省內非常突出，使廈門吸引了很多人口流入。

    “同樣的，省會城市也由于擁有較多資源和行政權力，過去10年吸引了很多人口。以福建省福州市為例，這兩年崛起的態勢也很明顯。”孫不熟說。

    在省會城市中，貴陽、太原就是典型，這兩個城市過去10年常住人口增速達到38.5%和26.2%，在“晉級”500萬人口城市中人口增速排名前列。

    在其他“晉級”的地級市中，不少都受到城市群和都市圈“輻射”，從而帶動人口流入。比如，惠州、嘉興、紹興等城市成功“晉級”，與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城市群的快速發展密切相關。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注意到，盡管同為500萬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但是過去10年大城市人口增長，大部分是由直轄市、500萬以上人口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市貢獻的：過去10年，這三類城市的總人口由2.82億人增長到3.51億人，增速達到24.5%。

    孫不熟認為，這背后的關鍵在于城市的行政地位，導致了城市的資源進一步聚集，從而引發了人口流入。“有些城市的人口也很多，但是行政地位相對不高，它們在大城市中缺乏人口競爭力，人口仍然會被省城虹吸。”

    數據顯示，在91個人口500萬以上的大城市中，有22個過去10年出現人口下跌，除了哈爾濱之外均為地級市，部分城市人口“縮水”超過10%。

    大城市如何提升生育率

    不過，在大城市人口快速增長的同時，另外一個問題浮出水面：如何更好地完善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以應對人口增長？

    孫不熟指出，公共服務需要投入大量資金，每增加一個常住人口，就需要增加一筆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的投資，這包括教育、醫療和交通等。

    以廣州為例，11月2日，廣州召開廣州市教育事業發展“十四五”規劃（2021—2025年）新聞發布會，宣布廣州“十四五”期間全市將新增基礎教育學位40萬個，其中新增公辦基礎教育學位30萬個。

    而在“十三五”期間，廣州新增基礎教育學位34.45萬個，增長18.15%，年均增長率為3.63%。其中，幼兒園增加約12.93萬個，增長29.05%；中小學新增學位21.51萬個，增長14.80%。全市累計增加公辦基礎教育學位32.34萬個，其中幼兒園新增10.86萬個，增長72.83%；中小學新增21.49萬個，增長20.38%。

    在這些數據的背后，是大筆的投入：師資力量、辦學場地、教學樓、設備等。廣州提出，要強化教育規劃用地、經費、師資保障，確保教育設施按標準配置、及時建設并投入使用。

    “很多城市其實很難拿出太多的財政投入，相對來說，省會城市更有優勢，因此我更看好省會城市在人口上的增長，過去10年的情況就反映了這一點。”孫不熟表示。

    而在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之外，還有一個問題是，由于大城市的生育、養育成本非常昂貴，在人口向大城市進一步聚集的背景之下，如何提升大城市的生育率？

    “由于人口會跟著工作機會走，所以人口一定會向大城市聚集，目前這個趨勢仍然會持續。”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特邀高級研究員、人口學者黃文政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盡管大城市相對生育成本更高，但是大城市是更有財力和其他條件來提升生育率的。”

    黃文政指出，人口向大城市聚集，這促使整個經濟效率的提升。比如同樣建一所學校，在農村建設的投入產出比相較低，大城市則更有能力去配置相應的資源。

    “大城市可以多建幼兒園等基礎設施，而配置好這些條件，對于生育率的提升是非常有效的。”黃文政表示，另外大城市也可以使資源進一步向多子女的家庭傾斜，包括現金補貼等。

    但他指出，由于提升生育率是一個短期看不到成效的事情，同時大城市更有能力從其他地區虹吸人口，這些城市其實并沒有太大的動力去提升生育率，因此需要從國家層面通盤來考慮相應政策。

    如何解決這一問題？

    黃文政認為，一方面，國家可以將地區生育率納入到考核，另一方面人口流入地應該對人口流出地進行一定的補償，否則人口生育成本更低的小城市也沒有太大的動力來提升人口出生率。“總而言之，要通過激勵機制，讓個人、人口流入地、人口流出地都能夠獲益，使提升人口生育率的成本與收益更為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