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起青萍之末。在歐美國家面臨久違的高通脹困擾，以及貨幣當局加快收緊貨幣政策的擾動下，國際貨幣體系也在醞釀新變局。

    北京時間6月25日，國際清算銀行（BIS）宣布，與中國人民銀行共同制定了人民幣流動性安排（RMBLA），以通過一個新的儲備資金池計劃向中央銀行提供流動性，未來參與該安排的中央銀行可以在市場波動時尋求資金支持。

    這是國際上首個多邊性質的人民幣流動性安排，該安排的設立恰逢美聯儲加快加息縮表步伐，國際金融市場面臨大幅波動的潛在風險之際，其設立不僅有助于增強新興經濟體防范跨境資本大幅流出風險的應對能力，也代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最新進展，是多極國際貨幣體系的進一步深化。

    實繳不低于150億元

    人民幣或等值美元

    人民幣流動性安排是由國際清算銀行發起并設計的一項金融制度性安排，旨在通過構建儲備資金池，在金融市場波動時為參加該安排的央行提供流動性支持。據國際清算銀行披露，每個參與的中央銀行須認繳不低于150億元人民幣或等值美元的人民幣或美元儲備，并存放在國際清算銀行。

    據了解，這一儲備資金池安排能夠為參與的央行提供額外的流動性支持。這些中央銀行不僅可以在此安排項下提取其認繳的份額，而且還可以通過國際清算銀行運作的抵押流動性窗口借入額外短期資金。最高可借入的額外金額相當于該中央銀行在抵押流動性窗口所占的份額。

    該安排首批參加方主要是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中央銀行，除中國人民銀行外，還包括印度尼西亞中央銀行、馬來西亞中央銀行、香港金融管理局、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智利中央銀行。

    中國人民銀行表示，參加人民幣流動性安排有利于加強與國際清算銀行的合作，滿足國際市場對人民幣的合理需求，并為加強區域金融安全網作出積極貢獻。香港金融管理局也表示，該安排將與國際結算銀行現有的流動資金安排起互補作用，在市場波動期間為參與央行提供額外的流動資金支援，有助促進金融穩定。

    恰逢其時：應對新一輪

    全球貨幣政策收縮風險

    國際清算銀行被外界看作是全球央行的“俱樂部”。其成立于1930年，是由63家中央銀行成員持股的國際金融組織，其宗旨為服務中央銀行，促進中央銀行合作以維護貨幣及金融穩定。

    對于此次設立人民幣流動性安排，國際清算銀行表示，國際清算銀行作為服務中央銀行的銀行，與各國和地區的中央銀行和貨幣當局有著長期的銀行往來關系而且其資產負債表具有高度流動性和靈活性，完全有能力實施這一安排。過去多年來，國際清算銀行也與主要儲備貨幣發行的中央銀行合作，協助實施了這些中央銀行為其它央行提供的流動性支持計劃，在緩解市場壓力和保障金融穩定方面做出了貢獻。

    盡管國際清算銀行發起設立的流動性支持計劃，通常會被看作是長期的機制安排。但從人民幣流動性安排設立的時點看，或也有著防范當前因歐美國家紛紛收緊貨幣政策可能引發的國際金融風險的現實考慮。

    中國銀行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王有鑫對證券時報記者表示，目前推出人民幣流動性安排恰逢其時，契合了國際市場對緊急流動性補充的需求。一方面，人民幣在國際雙多邊市場以及貿易結算、國際投融資、外匯交易等領域的使用越來越多，被更多央行納入外匯儲備庫且儲備規模逐漸增加，市場主體對于人民幣認可度和使用意愿逐漸增加。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與中國經貿合作緊密，人民幣使用基礎較為扎實，市場需求旺盛。

    另一方面，目前美聯儲正在加快收緊貨幣政策，在6月正式啟動了縮表進程，面對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和國際金融市場大幅波動的潛在風險，推出人民幣國際流動性安排對于防范化解潛在風險，增強新興經濟體金融穩定能力，完善國際金融安全網絡具有重要意義。

    國際清算銀行6月26日發表的最新報告警告稱，滯脹風險正籠罩全球經濟。全球經濟存在進入高通脹新時代的威脅，這與經濟增長前景疲軟和金融脆弱性加劇的表現相一致。各國央行的當務之急是恢復低而穩定的通脹水平。

    多極國際貨幣體系

    再深化

    國際清算銀行此次設立人民幣流動性安排，是國際上第一個多邊性質的人民幣流動性安排，被看作是構筑全球金融安全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代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最新進展，是多極國際貨幣體系的進一步深化。

    據王有鑫介紹，過去在發生流動性危機或金融危機時，國際上流動性補充安排主要以美元等發達經濟體貨幣為主，而且參與主體主要是發達經濟體央行，新興經濟體流動性補充渠道有限，被更多暴露在國際金融風險沖擊下。

    南開大學金融學院范小云、陳雷曾在發表的《國際流動性安排與人民幣國際化》一文中指出，中心國家（儲備貨幣國家）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使得大量資本流入外圍國家，但隨著量化寬松政策的逐步退出，大量資本開始流出外圍國家（非儲備貨幣國家）。中心國家貨幣政策會引致“全球金融周期”，使外圍國家表現出繁榮-崩潰周期，造成外圍國家金融和經濟的不穩定；同時，短期資本的大規模流動加劇了匯率波動。廣大外圍國家在面臨這一難題時則無可奈何，只能通過傳統的外匯儲備積累和資本管制緩解這一困難。積累外匯儲備將會產生較大的成本，如面臨儲備資產貶值的風險、損失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等；資本管制則會減少金融一體化的好處，而且全球金融一體化的發展將會削弱資本管制的有效性。因此，廣大外圍國家迫切要求改變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

    實際上，近年來，新興經濟體為應對因發達國家貨幣政策轉向引發的國際流動性短缺周期性風險，在國際貨幣合作方面進行了諸多探索，如2014年由“金磚五國”建立的金磚國家應急儲備安排等多邊貨幣互換安排，以及建立雙邊貨幣互換協議。截至2021年末，人民銀行累計與40個國家和地區的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協議總金額超4萬億元人民幣。

    王有鑫表示，過去的貨幣互換多為雙邊，涉及兩個國家本幣的互換，且主要在額度限定范圍內使用；相比之下，人民幣流動性安排的幣種主要為人民幣，是國際資金池，參與方可憑合格抵押品從儲備池中借入短期資金，可動用的資金更多。

    “此次人民幣流動性安排包括亞太和拉美地區的主要新興經濟體，給新興經濟體提供了新的緊急流動性補充渠道和選擇，有利于提高中國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參與度、話語權和影響力，更好地發揮維護全球金融穩定的積極作用。”王有鑫稱。

    上述論文也提及，這些新的國際流動性安排表明國際貨幣體系中美元的霸主地位在削弱，國際貨幣體系正由單極走向多極。多極化的國際貨幣體系下，國際流動性的供給國家增多，供給能力增強，特別是人民幣的國際化將極大地緩解“特里芬難題”，增強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

    近年來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穩中有進，人民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功能進一步提升，2021年四季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外匯儲備幣種構成調查（COFER）報送國持有的人民幣儲備規模為3361億美元，占比2.79%，較2016年人民幣剛加入特別提款權（SDR）時提升1.73個百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