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會計師事務所、投行和上市公司的多位獨立信源人士向記者表示，今年以來中企出海投資結構正在發生變化。一方面，諸多不確定擾動下，海外并購占比消減；另一方面，被并購界稱為“綠地投資”（即外商在投資地建立合資或獨資企業）的數量增加。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中企出海模式進階前行。越來越多的中企有自信、有能力、有技術走向包括老牌工業國家在內的國際市場，改變著以往簡單的產品和技術輸出模式，展現出強勁的合作與整合能力。有被采訪者將此視為從“走出去”到“走進去”升級。

    在這個過程中，一些新的風險因素也伴生而行。今年以來，終止投資、并購叫停、稅務調查、索要分手費等問題陸續發生在不少上市公司和行業頭部企業身上，折射出中企出海“提前吃維生素”以及風險隔離的重要性。

    多位被訪者明確，中國經濟體量巨大，產業鏈、人才庫、企業家精神，共同構筑起中企高質量走出去的根基。待諸多不確定性消解，強韌性的中企并購和出海投資的回升值得期待。

    并購與“綠地”此消彼長

    致同咨詢并購交易業務主管合伙人武建勇介紹，2016到2018年間，中國海外并購活躍，自己每年平均要飛23-25萬公里，目的地包括美洲、歐洲、東南亞等各洲國家。不過近兩年來，疫情等因素消弱了部分中企的海外并購愿望。

    中資企業海外并購的階段性消減，已成多方共同感受。中國產權協會相關人士日前曾對媒體表示，“（今年來）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大幅減少，國內并購數量保持高位但并購金額減少，并購活動主要集中在國企改革以及國有企業推動的產業升級、資本重組和集團整合。”

    跨境并購減少的同時，“綠地投資”占比增加。并購界所稱的“綠地項目”，指外商在東道國按照當地法律建立合資企業或獨資企業，通常直接指向東道國生產能力、產出和就業的增長。

    今年4月，寧德時代位于德國圖林根州的首個海外工廠正式獲得電芯生產許可，該工廠是德國第一家電池工廠，公司全球布局邁出重要一步。8月，寧德時代再次公告稱，擬在匈牙利德布勒森市投資建設新能源電池產業基地，項目總投資超500億元。

    致同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合伙人倪軍將此視為中資企業“綠地投資”的典型代表。“在我看來，這個投資項目不僅對于寧德時代來說具有里程碑意義，而且也說明中國企業走進了老牌工業國家進行先進制造，一方面給當地提供增量就業崗位，另一方面為德國主要汽車廠商提供優質產品和服務，助力歐洲全面電動化和能源轉型。”

    從上市公司公告來看，東南亞等“一帶一路”國家的投資是中企出海的重要方向。今年以來，包括健民集團、漢邦高科、滬電股份等公司相繼發布泰國布局公告，包括增資子公司、設立登記子公司、泰國公司融資授信等；漢鐘精機、環旭電子、安利股份、棒杰股份、華懋科技等公司則相繼選擇向越南子公司增資，多家公司還喜提相關產品當地注冊證獲批。

    總部位于北京的一家投行人士楊勇（化名）認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所以具有持續吸引力，既是基于政策的推動，也有人力成本、生產成本端的經濟考量，同時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推進，有利于中資企業面向東道國和周邊國家的廣闊市場進行市場化布局。

    并購項目與綠地投資往往面臨類似的宏觀環境和產業環境，為何出現此消彼長的結構性變化呢？

    武建勇認為與兩種運作模式的差別有關。“假如當地ESG、環評、法律等鏈路都打通了，宏觀經濟環境和中觀產業預期判斷好了，一個簡單的綠地項目就可以啟動了。但并購卻需要談，很像兩個人從戀愛到結婚的過程，漫長、復雜、多變，疫情影響下的彼此狀態、現金流、估值都有可能變化，加上國際形勢的動蕩和多國匯率的波動，導致跨境并購縮量。我個人判斷，近期跨境并購交易會在低位徘徊，中型規模可能會成為中資企業海外收購的主要標的。”

    中企對外投資中，并購有利于快速取得資產、技術、品牌、客戶以及市場等資源，并購與綠地項目的此消彼長，會否影響中國企業的高質量走出去呢？武建勇對此認為，并購不一定是必選項，企業要根據自身的戰略制定出海策略，在兩者之間合理選擇。

    從“走出去”到“走進去”

    近年來，埃夫特相繼收購CMA噴涂機器人、EVOLUT等公司，實現產品和技術的提升。去年，公司重組了海外經營和管理架構，海外公司在承接集成業務的同時也賦予了在海外推廣埃夫特機器人的職責。在日前披露的9月投資者關系活動記錄表中，埃夫特明確，今年將加大與海外的溝通和交流，同時向海外子公司傳遞公司的企業文化。

    同樣是在9月，亞鉀國際董事長郭柏春匆匆趕赴老撾工廠進行了一個月的考察，不斷增長的市場空間、礦產資源和勞動力優勢，都使他感到中資企業“走出去”能夠推進企業的高速發展。此行使市場對于亞鉀國際打造“國內+東南亞地區”雙循環有了新期待。今年10月，亞鉀國際與華為戰略合作，推動鉀礦開采業務的數字化、智能化，市場預期這將提速海外項目的智能化轉型。

    楊勇分析說，此前中資企業的海外投資，主流戰略多指向通過整合全球資源、前沿技術與高端設備，以提高企業綜合競爭力；而從寧德時代、亞鉀國際等案例來看，中國的企業如今已經有自信、有能力、有技術走向國際，甚至是老牌工業國家去做相應的投資及配套，推動當地的產業轉型。

    這個過程同步帶來對投資主體的業績反哺。Wind數據顯示，自2012年至2021年，A股上市公司的海外營收占比提升近3個百分點，去年A股公司海外營收首次突破6萬億元。

    倪軍將此視為中企出海從“走出去”到“走進去”的戰略升級。“所謂‘走進去’，一方面指向技術，帶著比較好的技術和管理經營，走進對方，與當地融合。另一方面指向提升當地企業研發能力，給當地帶來更好的技術支持，這是中資企業高質量走出去的體現，符合二十大報告中關于‘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要求。”

    倪軍給記者舉出的例證之一是明陽智能。這家新能源產業集團最近幾年加碼對外投資，7月發行GDR登陸倫交所，劍指全球化戰略拓展。今年4月，公司助力意大利建成首個海上風電項目。

    “歐洲的冬季即將來臨，風電項目對解決意大利能源短缺很有幫助。”倪軍認為，明陽智能不僅把風電設備賣到了歐洲，而且這個項目是意大利、分包商、法國銀行等高度國際化合作的結果，體現出中國企業在對外合作方面有很強的產業鏈供應鏈整合能力；而不再是簡單地輸出產品和技術。

    從“維生素”到“抗生素”

    從“走出去”到“走進去”的嬗變過程，并非只有鮮花和掌聲。

    今年6月，中來股份一場綠地投資遭遇終止。公司此前籌劃子公司與印度尼西亞公司共同建設1GW電池和1GW電池組件制造工廠項目，不過在疫情、貿易強制以及全球物資短缺、供應鏈不暢、金融動蕩等多因素擾動下，導致海外投資項目建設周期及預期效果出現較大不確定性。

    部分收購項目也遭遇變局。最新案例是，聞泰科技已宣布收官的英國晶圓廠NWF收購案遭遇變動，最新被英國政府要求剝離收購標的NWF86%的股權。英方給出的理由包括該收購會影響國家安全，存在技術流失風險，以及潛在損害英國自身的競爭力等。

    一度引發市場關注的還有中集集團。今年10月，公司終止購買馬士基集裝箱工業，中集集團需要支付和解費高達8500萬美元。繼成都天翔、赤峰黃金等公司之后，要求支付反向分手費的案例再添一例。

    武建勇對記者分析說，企業在初期的談判中應充分了解賣方的訴求，以及其他競買方的收購條件。分手費是并購交易中比較常見的條款，在同意該等條款時，企業宜設定觸發支付分手費的前提條件，并預估出現該等前提條件的風險概率。

    “費”的成本之外，“稅”的風險也在不少案例中有所體現。今年以來，小米、OPPO等中企在印度相繼受到稅務調查，讓這些企業認識到，雖然印度手機市場仍然充滿增長潛力，但要想吃上蛋糕，并非坦途。

    據致同稅務與商務咨詢合伙人包孝先介紹，中企走出去的過程中，有些國家交易以稅為主，比如美國有聯邦稅和地方稅；有的國家稅率不高、優惠較多，但稅務上的瑕疵可能造成較高的“補漏洞”成本，甚至引發當地行政處罰。近些年來，中資企業海外投資地域更為多元，“一帶一路”出海金額增多，中國企業需對稅費問題更加重視。

    為解決稅費風險，越來越多的企業在啟動多渠道隔離。北京一家正在布局海外業務的A股公司對記者透露，“公司的海外投資采用的是第三地中間控股架構方式，一方面有利于增加融資通路，給未來資金回流帶來更多回旋余地，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股權紅利分配等情況下的稅負優化。”

    實際上，從前述投資東南亞的上市公司公告來看，漢鐘精機選擇的增資主體是香港漢鐘，德昌股份則是通過新加坡子公司向越南廠區項目增加投資。由此來看，第三地中間控股架構已經成為不少公司的選擇。

    “雖然中國香港、新加坡等都被廣泛用于第三地中間控股架構，但隨著更多國家和地區與中國內地簽署或更新了雙邊協定，對于出海企業來說在香港和新加坡的基礎上有了更多選擇。”包孝先表示。

    同時，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也在通過戰略規劃或多方合作來規避和控制。嘉友國際日前公告，收到中國信保對于卡薩項目的海外投資保險責任生效通知書，完成了卡薩項目海外投資保險的全部投保手續，承保風險就指向由于剛果（金）發生戰爭及政治暴亂、征收、匯兌限制等事件，導致的投資損失。

    武建勇認為，應對中企出海風險，“提前吃維生素”比“事后吃抗生素”更重要。“例如，收購成功和成功收購是兩個概念。很多并購后期因為忽略整合導致無法達成預期，而實際上，中企啟動并購的第一天，就應該考慮整合的事情。”

    在風險隔離的基礎上，疊加優化疫情防控二十條等措施的出臺，多數被采訪者對于未來中企走出去持樂觀態度。

    楊勇認為，“立足中國，放眼世界”是中企成長為全球行業領先企業的必經之路，“走出去”仍將是更多中企的必然選擇。中國經濟體量巨大，擁有全球最完整的產業鏈、最大的人才庫、最大規模的傳統和新型基礎設施，以及活躍的企業家精神，這些都將成為中企高質量走出去的重要根基。

    武建勇表示，雖然目前來看，中企出海要想恢復到歷史上相對較高的量級還需要相當時間。但中資企業有過高頻、大體量并購的經歷，我們明白了國際并購準則、海外并購要求，知悉了估值及報價方式，這些都成為寶貴經驗。“中國企業的韌性非常強，一旦疫情等不確定性消解，海外并購和投資定會大幅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