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吳曉璐

    4月2日，上海金融法院發布《上海金融法院審判工作情況通報（2024年）》（以下簡稱《情況通報》）和2024年度上海金融法院十大典型案例。

    《情況通報》顯示，2024年，上海金融法院共受理各類金融案件7310件，全年收案總標的額為2157.26億元。

    案件類型多樣但相對集中，金融借款合同糾紛超過證券虛假陳述責任糾紛成為收案量第一的案由。同時，上海金融法院共受理涉外、涉港澳臺案件196件，同比增長136.14%，當事人涉及10余個國家和地區，反映出上海逐漸成為解決國際金融糾紛的優選地。

    上海金融法院黨組成員、副院長顧全表示，2025年，上海金融法院將繼續錨定“專業化、國際化、數字化”世界一流金融法院建設目標，立足金融審判職能，持續發揮全國首家金融專門法院先行示范作用，增強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和影響力，為金融強國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提供金融司法支撐。

    銀行業案件數量占比較大

    《情況通報》從案件數量、案件類型和行業分布三方面歸納了上海金融法院2024年案件基本情況，并從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執行案件、破產案件、涉外涉港澳臺案件六個方面，分析金融案件中反映出的問題，并提出針對性建議。

    從行業分布來看，銀行業案件數量占比較大，共計1837件，占比40.69%。糾紛反映出房地產行業融資糾紛集中、公司對外擔保有效性爭議多發、自然人貸款業務糾紛突出等問題。在一起案件中，上海金融法院認定格式合同中“上浮貸款利率后再次上浮利率確定罰息”條款實質系在貸款利率基礎上上浮兩次計收罰息，金融機構未對該異常條款履行提示說明義務，判決該條款對借款人不發生效力，保護了金融消費者合法權益。

    證券業案件占比23.01%，糾紛反映出上市公司欺詐發行、相關主體幫助上市公司造假、“名股實債”引發融資風險、私募機構“募投管退”環節違規等現象仍有發生。例如，上海金融法院審理的全國首例判決私募基金管理人因不公平分配承擔賠償責任案，管理人根據投資者認購時間先后予以分配，法院認定該行為有違公平原則，管理人應賠償投資者損失，促進形成私募投資領域良好法治環境。

    保險業案件占比11.03%，糾紛反映出在數字經濟、平臺經濟發展背景下，互聯網保險、平臺投保雇主責任險等新型問題逐漸顯現，需進一步推動互聯網保險規范發展。上海金融法院在一起平臺投保雇主責任險案件中明確了平臺保險模式下，提示和明確說明義務的履行標準，并就雇主責任險相關問題向上海金融監管局發送司法建議，助力完善雇主責任險監管。

    執行案件方面，上海金融法院共執行到位223.18億元。其中，新類型金融執行案件增多，涉不動產執行案件比例較高。上海金融法院成功執結一起以重點舊改項目為抵押資產、本息近50億元的金融借款合同案件，實現了金融債權兌現與舊改民生保障一攬子解決。

    破產案件方面，上海金融法院受理金融機構申請破產或強制清算案件14件，包括全國首例保險集團公司系列破產清算案，積極運用破產程序促進金融市場出清，最大限度保障債權人公平受償權利。

    涉外、涉港澳臺案件糾紛類型多樣，反映出隨著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和影響力不斷增強。上海金融法院積極加強外國法查明機制建設，在涉外案件審理中發揮規則引導和價值引領作用。例如，在一起跨境擔保糾紛中，上海金融法院認定，在香港上市的離岸公司進行對外擔保，不因未公告披露擔保事項影響擔保效力，從而穩定了涉外擔保效力規則預期，有助于引導上市公司跨境并購規范管理及境內商業銀行對外保內貸業務的風險控制。

    典型案例體現三大特點

    為進一步發揮典型案例司法裁判的示范引領和市場導向作用，此次發布會還發布了2024年度上海金融法院十大典型案例。發布案例涉及QDII/RQDII（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人民幣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認購可交換債券是否受香港《放債人條例》規制司法審查、涉員工持股計劃證券虛假陳述糾紛交易因果關系認定、契約型基金管理人確權之訴的司法審查、受托人違反公平分配義務責任認定、持票人在出票人破產重整程序終結后向其他前手追索的司法認定、平臺投保提示和說明義務履行標準等金融市場關注的熱點法律問題。

    據上海金融法院介紹，本次發布的年度典型案例體現三方面特點：

    一是積極發揮司法裁判規則引領作用。例如，在全國首例涉員工持股計劃證券虛假陳述案中，對于機構投資者的投資決策與證券虛假陳述之間，是否存在交易因果關系作出準確認定。

    二是有力促推新興金融業態規范健康發展。例如，在某網絡科技公司訴某保險公司保險合同糾紛案中，明確平臺投保模式下保險人提示和明確說明義務的履行標準，促進保險業更好適應數字化時代要求。

    三是充分體現金融司法參與社會治理效能。例如，在持票人在出票人破產重整程序終結后向其他前手追索的司法認定一案中，案件確立的裁判規則有助于實質性推動系列票據糾紛高效化解，防范金融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