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吳曉璐

    4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兩高”）聯合發布《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當日，“兩高”配套發布9件知識產權刑事保護典型案例，涉及實踐中常見的法律適用爭議問題，體現了《解釋》的精神，有助于對《解釋》的準確把握和正確適用。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陶凱元表示：“下一步，我們將指導各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以《解釋》的公布施行為契機，充分發揮審判和檢察職能作用，不斷強化對知識產權的刑事司法保護，服務保障知識產權強國建設，促推新質生產力發展。”

    依法懲治侵犯知識產權犯罪

    維護市場經濟秩序

    據陶凱元介紹，2021年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作了重大修改，增加了犯罪行為類型，完善了入罪標準，增設了新罪名。因此，亟需制定一部符合中央政策和立法精神、滿足知識產權刑事保護需求的司法解釋。

    《解釋》是國家最高司法機關進一步貫徹落實黨中央關于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決策部署的重要舉措，也是依法懲治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維護市場經濟秩序的現實要求。《解釋》根據刑法修正案（十一）制定，是對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一次全新的系統性解釋，吸收、整合了此前三部相關司法解釋的有效規定，同時廢止了前三部司法解釋，以便于司法實踐操作，有效規范刑事案件辦理，確保法律適用標準統一，為創新創造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

    《解釋》堅持嚴格保護、依法解釋、法治統一、問題導向，確保內容科學合理、適應形勢發展、滿足實踐需要，具有四個基本特點：一是堅持嚴格保護，確保罪責刑相適應；二是堅持依法解釋，嚴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則；三是堅持法治統一，確保司法標準一致；四是堅持問題導向，凝聚法治共識。

    《解釋》共31條，具體分為五部分，一是商標犯罪相關規定。《解釋》對實踐中爭議較大的“同一種商品、服務”“相同商標”“注冊商標標識”等認定標準進一步明確，在吸收整合原有司法解釋基礎上，增加規定了假冒服務注冊商標等商標犯罪的入罪標準。

    二是假冒專利罪相關規定。《解釋》規定了“假冒他人專利”的具體情形以及假冒專利罪的入罪標準，根據實際情況適當降低了入罪門檻。

    三是著作權犯罪相關規定。《解釋》對爭議較大的“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復制發行”等認定標準進一步明確，在整合原有司法解釋的基礎上，規定了著作權犯罪的入罪標準。

    四是商業秘密犯罪相關規定。《解釋》進一步明確了“盜竊”“電子侵入”等不正當手段的認定標準，規定了侵犯商業秘密“情節嚴重”的具體規則，明確了損失數額、違法所得數額等認定標準。

    五是知識產權犯罪共性問題的規定。《解釋》進一步規定了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共同犯罪、從重從輕處罰、罰金適用、單位犯罪、沒收和銷毀等適用標準以及非法經營數額、違法所得數額、銷售金額等的具體認定規則。

    增加入罪情形

    提高罰金適用上限

    談及《解釋》如何貫徹知識產權嚴格保護理念，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知識產權審判庭）庭長李劍表示，知識產權刑事保護是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中最具有威懾力的方式，是嚴格保護最直接的體現，也是知識產權民事、行政保護有效發揮作用的重要保障。《解釋》貫徹落實黨中央關于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加大刑事打擊力度的決策部署，堅持依法嚴格保護原則，降低入罪標準、增加入罪情形、規定從重處罰條款、提高罰金適用上限。

    一是降低入罪標準。《解釋》主要沿用原有司法解釋規定的入罪標準，并根據實際降低了標識犯罪以及假冒專利罪、銷售侵權復制品罪的入罪標準，凸顯知識產權嚴格保護理念。

    二是增加入罪情形。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了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銷售侵權復制品罪、侵犯商業秘密罪的入罪規定。《解釋》結合司法實際，增加入罪情形。例如將“銷售金額”“貨值金額”“銷售復制件數量”等規定為銷售侵權復制品罪的入罪情形；為依法嚴懲多次侵權、長期侵權，針對二年內受過刑事處罰或者行政處罰后再次實施侵權的情形降低入罪數額標準。

    三是規定從重處罰條款。《解釋》規定了從重處罰條款，重點打擊社會危害性和主觀惡意較大的以侵犯知識產權為業、在特殊時期假冒特殊商品、服務注冊商標的行為以及沒有悔罪表現的拒不交出違法所得等情形，充分發揮刑罰威懾和預防犯罪的功能。

    四是提高罰金適用上限。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是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犯罪，罰金刑的準確適用至關重要。《解釋》在沿用原有司法解釋相關規定的基礎上，將“罰金數額一般在違法所得數額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確定”修改為“一倍以上十倍以下”，提高罰金刑適用的上限。

    “需要說明的是，懲治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堅持依法嚴格保護，仍然需要貫徹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堅持罪責刑相一致。”李劍表示。

（編輯 孫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