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科創始人王石曾在52歲、59歲的時候兩次登頂珠峰，鮮為人知的是，這兩次均遭遇致命危險。第一次，王石氧氣提前用盡，在冰天雪地中竟然感到暖意融融，出現幻覺進入瀕死狀態，靠極強的抵抗誘惑的能力保持清醒；第二次，珠峰頂上晴空萬里，隊友們都在享受成就達成的喜悅，王石突然左眼失明，下撤到海拔8100米位置時右眼也看不見了，靠加大吸氧才化險為夷。王石是幸運的，第一次撿到了有1/3剩余的氧氣瓶，第二次具備奇幻色彩，他家人當時正好在深圳路邊救了一只雙眼幾乎失明的小貓。

    王石在接受媒體采訪及去年出版的新書《我的改變：個人的現代化40年》中提及了上述情況。在新書中，王石將2008年定義為自己的“至暗時刻”，因為“捐款門”、“拐點論”事件，個人形象跌至谷底，第一次讓他重新認識自己在這個社會的位置。王石將自己2008年之后的改變，稱為個人價值系統的一次更新，或一個人的現代化。

    近期的王石又有哪些變化？日前，證券時報社長兼總編輯何偉對話萬科創始人、董事會名譽主席王石，就捐贈萬科企業股資產、財富理解、疫情認識、企業家特質、自我認知過程等多方面話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4月初，王石率領萬科員工集體向清華大學捐贈了價值逾50億元的企業股資產，引發較大反響。這筆巨額資產將用于籌建清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疫情之下顯得意義非凡。王石認為，這是企業股資產最好的歸宿，能有這樣的結果是緣分。

    對話中，王石引用了巴頓將軍的名言，“衡量一個人成功的標志，不是看他登到頂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谷底的反彈力。”王石說，企業家無論做什么，都是要接受挑戰的，要能夠承受失敗的壓力。

    警惕成為暴發戶

    何偉：1988年，您在萬科完成股份制改造時放棄持股，今年4月初率領萬科員工集體向清華大學捐贈了這些企業股，價值超過50億元。放棄巨額資產，您是如何理解財富的？

    王石：萬科1988年完成股份制改造，國家持股60%，剩余40%企業股可以分配給創始人帶領的團隊。紅頭文件下來后的第二天，我就宣布放棄對企業股所擁有的權利。萬科團隊不大，我是唯一創始人，所以我放棄之后沒有第二個人再說要自己的那份。放棄之后，當時也沒想清楚應該怎么用，一晃32年過去了，最后才有了這個歸宿。捐贈之后，社會反應是出乎我的預料的，而且很正面，能有這樣的結果，是緣分。

    有一點非常清楚，既然已經放棄，那所有權、分享權就和我沒有關系了。當時成立了職工委員會來行使這部分股份的處置權，我既不是職工委員會的委員、更不是主席，所以怎么處置，我是沒有權力的。當然我是有發言權的。在10年前，我們團隊就想用這部分股權資產在國內做一個國際上一流的兒童醫院，做了很多努力，但由于種種原因未能落地。之后出現股權之爭，就顧不上兒童醫院的事情了。股權之爭眉目明確后，還是由我率領團隊繼續管理這個公司，當時我就做了決定——退休。由于股權之爭原來的醫院團隊已經解散，用地也出了狀況，兒童醫院的事情未能繼續推進。

    因緣際會下，清華大學發來正在籌建公共衛生與健康學院的信息，我立刻感覺到如果把企業股資產用到這上面，那一下就和全人類的命運共同體聯系在一起了。和萬科現在的團隊以及專門管理這部分股份的公司商量，很快形成一致意見，響應清華大學的呼應。從清華大學給我們信息到最后簽協議，很快，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這了卻了一個心愿，也沒有其他太多的感覺。

    至于我對財富的理解，好像我表現出對錢不太在乎，因為放棄了。其實不是的。我對錢非常在乎，羨慕有錢人可以體面地、自如地生活。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警惕著，突然有錢了能不能駕馭得住？我查了一下族譜，往上數30多代沒有地主出身，也就是沒有積累財富的基因。我不清楚突然有錢后能不能駕馭住，所以最好離錢遠一點。我在少年時代閱讀了大量書籍，《紅與黑》、《高老頭》等，非常厭惡里面暴發戶丑惡的嘴臉。你想想，萬科股份制改造后我如果突然有錢了，會變成暴發戶！我非常警惕這個東西。

    還有，如果突然很有錢，我會缺少動力。現在您不覺得我還是動力滿滿嗎？因為我把錢放棄了。現在的我從萬科退休了，但還要再創造一個企業，繼續創造財富。我還是個企業家，掙錢是要證明我的能力，掙得越多證明我能力越大。

    做公益需要公信力和能力

    何偉：您之前說過，希望把自己第三個三十年花在公益環保事業上。和比爾·蓋茨等富豪相比，您做公益有哪些不同？

    王石：比爾·蓋茨，巴菲特都把錢交給他做公益。現在做公益要有兩點，一是公信力，二還要有能力。

    在捐贈企業股資產的信息出來一周后，我和一位熟悉的深圳企業家吃飯談公益的事情，我怎么也沒想到他會說出這樣的話。他說，你們把萬科企業股資產捐到清華公共衛生學院，那10年前決定要做的兒童醫院還做不做？我說那沒法做了，資產都捐了。他說這樣好不好，需要多少錢他來出，讓我繼續做。這讓我非常意外。

    公益也有排行榜，不僅僅是指捐了多少錢，更多的是體現做公益的能力。剛才說了，能力到了，人家賺的錢愿意讓你花，有沒有感到心里很踏實，是不是很愉悅？咱們不要唱高調，說什么境界高。不是的，這是在競爭。利他行為是有動機的，在這個過程中證明了自己的能力。做公益也是一樣的，所以別把我們想得那么高尚。最簡單的解釋是馬斯洛的需求心理理論，講究自我實現。

    兩次轉折促進自我認知

    何偉：您非常酷愛運動，尤其是登山、賽艇等。運動對您意味著什么？您從中領悟到了什么？

    王石：2008年，我個人的探險成就達到了一個高峰，萬科也成為了世界上經營規模最大的房地產公司，可以說正是滋潤的時候，到了“我行你不行”、“我能你不能”的這樣一個狀態。但也是在2008年，“拐點論”、“捐款門”事件弄得我灰頭土臉，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腳，打擊非常大。在2008年底，我的心態就恢復過來了，從“耿耿于懷”到幾個“感謝”，就知道怎么重新調整自己繼續走下去。

    就我個人成長而言，我喜歡體育運動，在兩項運動中有兩次轉折。第一次轉折是2010年第二次登頂珠峰，第二次轉折是2013年在劍橋大學體會到賽艇運動的精神。

    2010年第二次登頂珠峰和2003年第一次登珠峰最大的差別是什么呢？從作風來講，第一次無非就是極端的個人主義的顯現，不顧一切，扔下了許多垃圾。第二次登頂珠峰我們是一個國際隊，18個隊員承諾，除了小便沒辦法，其他垃圾都要帶下來。這就是環保升級，我們沒有再把垃圾都扔在那里了。不僅如此，我們還花錢組織了一個運輸隊，清理了7噸的垃圾，僅空的氧氣瓶就撿下來200多個。我們用這些垃圾做了一個裝置藝術，2010年8月在上海世博會展覽，宣傳珠峰的環保生態。

    我覺得這是運動帶給我的第一次改變，同樣是探險，如何從一個極端的個人主義，變成表現自己的同時兼顧環境。

    第二次是2013年去劍橋大學劃賽艇，這個時候我已經有12年的賽艇經驗了，但真正體會到這項運動的精神、對個人修養的意義是在劍橋大學。同樣是團隊運動，籃球、足球以明星運動員為中心，但賽艇運動沒有明星。比如說兩人劃槳，要是一強一弱就轉彎了，強的肯定要照顧弱的，弱的也不能讓強的照顧，不然就慢了，弱的會用最大努力跟上強的。這樣就會發現最后會把“自我”形成“無我”，又把“無我”形成一個整體。劍橋、牛津有那么多體育運動，賽艇發展成為了一年一度的萬人空巷的項目，全國轉播、上億人收看的運動，魅力就在這里。我體會到這對企業管理太重要了，太受啟發了。

    企業家要接受挑戰

    何偉：在咱們國家，民營企業家應該具備什么樣的特質？改革開放以來那么多坎兒都過來了，我想您是有許多感悟的，您現在的心態是怎么樣的？

    王石：在改革開放30年的時候，我用過兩句話、六個字來表達我的感受：第一句話是回顧過去，想不到；第二句話是看看未來，不確定。現在又10年過去了，我覺得依然可以用這兩句話、六個字來表達我的感受。10年前，怎么有想象力也想象不到中國能有現在的影響力，以及在當今世界上的地位。現在受疫情影響，未來真的還是不確定。

    企業家無論做什么，都是要接受挑戰的，看你能不能接受失敗的壓力。我曾經非常喜歡引用巴頓將軍的一句話：衡量一個人成功的標志，不是看他登到頂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谷底的反彈力。這也是為什么我這么欣賞褚時健先生，他在巔峰時期帶領紅塔山與世界級香煙品牌PK，甚至價格更高，每年利稅上百億，令我十分佩服。但我更佩服的是，他跌入谷底之后的反彈力，又創造了褚園、褚橙。

    至于心態，我覺得過去的一個禮拜過得非常愉快。為了身材，我已經10年不吃火鍋了，但過去一個禮拜我連續三個晚上吃了火鍋，“大開殺戒”啊！我已經10年不登山了，登雪山是要靠脂肪的，進山前要猛吃豬肉、牛肉，自己一定要圓鼓鼓的才能經得住消耗，不登山就可以保持身材了。但過去一個禮拜連續登山，消耗大，連吃三頓火鍋我開心壞了。你說有錢之后可以各種山珍海味，各種享受、追求是吧，但我連吃三頓火鍋，就已經滿意了。一定要把握住自己，感恩、知足，這就是好的心態。

    把不確定作為新常態

    何偉：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來，且仍在世界范圍內蔓延。疫情對社會的影響，您怎么看？

    王石：很重要的一點是，面對未來，要把不確定，把“灰犀牛”、“黑天鵝”當成一種新常態。面對這樣一個不確定的疫情，我就特別想講一講，疫情之后我做了什么事情，是怎么做的？

    去年我組建了兩個基金會，一個是農村可持續發展基金會，一個是猛犸公益基金會。農村可持續發展基金和延安大學合作建立了農村發展研究院，要做一個明日地平線大講堂，原定由我在一年內做10場講座。剛舉辦兩場之后，疫情來了，線下不能辦了，被迫轉為網上視頻直播。第一個禮拜做了四場直播，第二個禮拜做了五場，突然成了網紅節目。我就明白，網上直播雖然不能完全取代線下，但主流已經不是線下了，網上直播的頻率比之前高多了，教學素材也更豐富。這一直播不要緊，抖音、快手等各方面都找過來了，我們成為了一個非常好的內容提供商了。

    21世紀已經是生命基因時代，但基因測序當前的主要應用，還是在科研、教學和醫療上，社會對它的認知還停留在很粗淺的水平，很需要科普。猛犸基金會做的事情就是搞科普，在高校、中學建立基因測序實驗室，讓孩子們在分子生物層面來觀察生命，來認識生命。疫情發生后，我們馬上決定給20家醫院的實驗室升級或者捐建核酸測試實驗室。也就是原來每天測試能力200份的醫院，給它升級到400份；原來沒有實驗室的，只要衛健委同意，馬上捐建實驗室。當我們做到16家醫院的時候，國內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不需要了，這就是我們國家的厲害之處。

    猛犸基金即刻轉戰國際，向日本捐贈了試劑盒，一炮打響。緊接著多個國家的使館來向猛犸基金要試劑盒，我們的試劑盒給到了40多個國家。后來我說“打住”，給試劑盒沒有技術含量，我們開始在國際上捐贈實驗室，或者給當地的實驗室能力進行升級。第一家在塞爾維亞，實驗室已經建好了，對方總理出席線上儀式祝賀。我們預計，我們給國際上捐建或者升級的實驗室，至少20家。

    現在再想想，疫情控制住了以后，猛犸基金會想在中學、大學做這個實驗室，可能不止基因測序，是更綜合的實驗室了，有沒有響應？這都可以想象。我想說的是，發生的任何不確定，都是給有準備的人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