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馬薪婷

    “對任何一家公司，都首先抱有一種懷疑精神，然后通過各方面的驗證證明這家公司是有信用的。”何凱說，給每一家公司做“無罪辯護”，這是多年來能有效規避市場各種信用風險很重要的原因。

    好買基金研究較罕見的給出了何凱防御力10分的成績，比同類平均水平高出98.41%。高居84只QDII基金的榜首。防御力是按照基金經理的回撤控制能力評分。防御力評分越高，風險越小。而通常情況下，風險越小，對應的收益越少。但是何凱管理的博時亞洲票息債券基金由于其風險把控能力的突出，成功規避了海外債券市場影響較大的幾次事件，使其長期的業績表現較為優異。何凱首次任職時間是2014年4月2日，截至8月10日，其擔任基金經理3年又130天。Wind數據顯示，何凱擔任基金經理以來最大回撤是-4.45%。任職總回報是36.96%，年化回報為9.80%。

    總結起來，何凱管理博時亞洲票息債券基金有“三道防線”：第一道防線是對基本面的研究分析；第二道防線是對持倉比例的控制；第三道防線就是強制止損的策略。

    風險管理放首位

    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受大宗商品下跌，年末債市“黑天鵝”等事件的連鎖影響，不少債券型QDII折戟，全市場只有3只QDII基金實現正收益，其中2只基金收益率達到5%以上，何凱管理的博時亞洲票息債券型基金就位列其中。

    何凱是典型的防守反擊型選手，在他的投資字典里，“風險”絕對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回報。“我們對下行風險的保護和關注大于上行空間，因為固定收益產品的特點決定了其下行風險和上行空間具有很高的不對稱性。長期來看，只要下行風險控制住了，獲取回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何凱之所以會對“風險”如此看重，與他的獨特經歷有關。

    2006年，當時正值美國金融危機前的頂點，剛入行的何凱在倫敦做結構化衍生品交易，親眼目睹了有些投資者加十幾倍杠桿買所謂的“國際高評級”產品，瘋狂地追逐收益。但在金融危機爆發后，產品價格在幾個月的時間內從100美元暴跌成十幾美元，令投資者血本無歸。這讓何凱切身體會到了資本市場的血腥以及下行風險控制的重要性。

    因此，經歷過熊市“洗禮”的何凱在投資中會特別表現出對風險的關注，其中對信用風險尤甚，“博時亞洲票息是以做信用為核心的基金，在公司的研究上我們花了很多的力氣做基本面的分析，我們盡可能選擇基本面比較穩固、估值合理、風險回報率比較優的債券，放入我們的基金組合里。”

    宏觀層面的準確把握

    Wind數據顯示，博時亞洲票息基金三年期業績較不錯，截至8月10日，何凱管理的博時亞洲票息人民幣成立以來回報率是45.24%，年化收益為8.60%，近三年收益率為29.46%。

    “個券層面的研究以及風險的控制是我們保證長期基金業績比較穩定很重要的原因，除此之外過去幾年我們對宏觀層面的判斷也是比較準確的。”何凱說。

    2016年11月9日，特朗普戰勝希拉里當選美國第45屆總統。這個結果不僅令市場意外，也在何凱的預料之外。但是在結果出來之前，他做了不同的預案。“如果希拉里當選，整個情況可能不會有特別大的變化；但是如果特朗普當選，美國國債利率，因為避險的因素，很可能會先下行。”何凱分析認為，不過，特朗普的很多政策是促進經濟發展、提高通脹的。市場經過一段時間意識到這一點之后，國債收益率會重新往上走。“因此是一個先下后上的過程”，他說。

    然而特朗普當選后，事實發生得比想象中要快，何凱說，“僅僅在幾個小時的時間內，十年期國債利率從1.7%-1.8%一度跌到1.6%，很快又反彈回1.8%。”何凱回憶道，“當時我們看到市場在這么短的時間內走出了我們預計幾個月才走出的行情，于是立即把自己的久期降到非常低的水平，在之后十年期國債利率從1.8%跳到2.6%的過程中，整個基金受到的沖擊較為有限。”

    注重風險分散化

    需要注意的是，與國內債券市場不同，海外市場信用事件頻發。因此何凱特別關注信用事件風險。“一些有可能出現問題的券，要么根本不會在組合里，要么會及時做出調整，避免這個券對整個組合產生比較大的影響。”

    他在管理的過程中注意風險分散化。何凱說：“你可以盡力去分析一家公司，但永遠不可能百分之百了解這家公司的所有問題”。另外，“我不能允許中間有一個倉位可以決定整個基金的命運，我們會對每個標的有嚴格的倉位控制以及止損的措施”。

    資本市場上時常會發生意料之外的事件，本來基本面較好的公司也會把投資人“打”得措手不及。

    2014年，被市場公認的某大型地產公司突發“黑天鵝”事件。2015年年初，標準普爾宣布，將該公司長期企業信用評級由“BB-”下調至“選擇性違約”。與此同時，該集團的大中華區信用體系長期評級由“cnBB+”下調至“選擇性違約”。2015年1月8日，該公司無法按時支付一筆2020年到期債券的2600萬美元（約合1.61億元人民幣）利息，成為首家美元債券違約的中國房地產企業。這筆利息由該公司在2013年1月份發行的一筆7年期、票面利率10.25%的5億美元（約合31.05億元人民幣）票據所產生。

    此次事件的突發及連鎖反應也令不少QDII基金折戟。其債券價格一度從100美元左右跌至二三十美元，也帶動整個中資地產行業大幅下跌，致使當年多數QDII基金沒有賺到錢。但是，正是由于何凱的謹慎管理措施，堅持分散化的投資，博時亞洲票息債券基金并沒有受到影響。

    Wind數據顯示，截至8月10日，2014年至2016年，該基金連續三年度每年收益率均處于同類的前1/2或1/2位置。2014年該基金回報率為6.01%，在12只同類基金中排第2位；2015年回報率為13.37%，處于12只同類基金的中位水平；2016年全年回報率是14.24%，位列同類17只基金的第3。

    不過，Wind數據顯示，今年以來博時亞洲票息基金的表現似乎尚未發力，對此何凱坦言，“說實話，今年的狀況有點出乎意料，年初的時候我們自己覺得海外信用市場估值處于比較高狀態，信用利差是多年低點，因此配置較為保守，但年初至今看信用市場表現還是比較強勁，此外人民幣的大幅升值也對人民幣計價的基金份額造成了負面影響。”對此，何凱表示，未來會更加積極地管理信用敞口和貨幣敞口，爭取把回報做得更好。

    美聯儲加息預期不強勁

    與市場普遍預期美聯儲還會持續加息的觀點不同，何凱分析認為，加息的進程可能會進一步放緩。“驅動美聯儲加息有三個因素：一是美聯儲自身的態度，其想不想加息；二是特朗普執政能力，這個直接決定美國未來經濟發展的路徑；三是美國經濟的基本面”。對此，何凱進一步分析道，“年初至今可以很明顯的看到，特朗普的執政能力受到較大挑戰和弱化，比如其頒布了移民禁令，法院幾次駁回；醫改法案也是一波三折，稅改法案也還在艱難進行中，我覺得稅改法案或要比醫改法案受到更大的挑戰。種種跡象標明，美國人對其支持度或在持續下降，因此特朗普的因素很大程度是弱化的。”

    另外，何凱指出，美國經濟基本面上半年持續低于預期。“花旗銀行發布的經濟意外指數持續走弱，這樣美國經濟的基本面也不支持加息。”

    “現在就剩一個因素，美聯儲自己想不想加息，目前來看，在經濟基本面和特朗普執政能力都不強并且弱化的情況下其加息意愿仍存。這個情況下，這也是唯一支撐加息的因素，但是前段時間耶倫在國會聽證會上也表現出了一定的偏鴿的轉向，那這第三個因素也正在出現一些微妙的變化”，何凱說。

    因此，他認為美聯儲加息的進程可能會進一步放緩。“我覺得三個因素加起來很可能使得長端美國國債收益率不能繼續往上走了，相反有一定可能會打開下行空間。”

    針對上述問題，接下來的具體配置策略，何凱早已有了自己的一套應對措施。其中，行業上，他比較看好部分城投債和房地產債券以及工業債券。

    （聲明：本文嘉賓言論尤其是對股票的判斷，僅是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本文作者與基金公司及基金經理無任何利益關系；文中涉及基金的業績為歷史表現，不能說明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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