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降低企業綜合融資成本”是國務院部署一季度經濟工作的三項重點任務之一。筆者認為，加快下沉大銀行服務重心并形成趨勢性力量，是完成好這一任務的關鍵手段、主導路徑和重要內容。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適應經濟快速發展、轉型升級需要，得到持續優化。但是，因為多種原因，存在“堵”與“虛”的問題。一方面，貨幣資金從央行到金融機構再到實體企業的循環過程中，過多滯留在中間環節，難以進入實體企業。另一方面，在解決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堵”的過程中，市場監管部門加大結構性調整和精準性治理力度，尤其是對特定領域，如小微企業、民營企業的資金傳導效能提出專門要求。然而，貨幣資金雖然能夠流進實體企業，但仍與逆周期調控要求產生偏差。比如，一部分實體企業從過去難以獲取資金到當下雖然可以取得資金，但融資成本（主要表現為隱性）則整體性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虛化”了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效應。

    這種狀態，與大銀行服務重心下沉不夠存在較大關聯。我國大銀行資產和負債占全部金融總量的60%以上，是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主要承載者，決定和主導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方向和格局。我國大銀行主要是在服務大產業、大行業和大企業中成長起來的，其服務重心下沉存在固有的、歷史的局限性，無論服務領域還是服務手段，既缺少“下沉”的過程性機會和錘煉性空間，又缺少“下沉”的環境性壓力和機制性動力。尤其是在我國經濟轉型過程中，大銀行在貨幣政策傳導的手段方式、路徑模式和管理選擇上，自覺適應、快速改變做得不夠，并帶來部分領域、環節行為選擇的迷茫。比如，面對加大對小微企業、民營企業資金支持力度的政策性管理要求時，一些大銀行常常只能通過被動方式來應對。這成為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堵”與“虛”的主導因素。

    下沉大銀行服務重心，對改善和改變這種狀態起著決定性作用。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是一個由單個要素構成和決定的簡單化過程，它是一個復合的“組合體”和動態的“變化體”，其每一個單元與主體都存在承載傳導效應的再選擇問題，需要體現總體過程中各環節之間的協調，環節中各個單元之間的協調、以及總體過程與單元環節的融合。只有大銀行服務重心真正做到下沉，上述“協調”與“融合”才會形成引領性與決定性的力量。比如，降低市場融資綜合性成本，如果大銀行不能從負債（存款）端實行價格的整體性、趨勢性、結構性下降的話，就不大可能出現全部金融生態中資產（貸款）端價格（融資成本）的松動。

    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和降低企業綜合融資成本，大銀行服務重心要下沉。而且這一“下沉”既要“加快”還要形成“趨勢性力量”。所謂加快，就是在平衡各項改革、經營、管理和風險防范關系基礎上，把服務重心下沉真正擺上議事日程，增強緊迫感，選準突破口，盯住薄弱點，分層分類推進，持續深化實踐。所謂形成趨勢性力量，就是在堅持系統思維、問題導向和體制創新中，切實解決好大銀行服務重心下沉中的基礎性問題、交織性問題和機制性問題，形成服務重心下沉的集合性力量與互促性動力。服務重心下沉絕不是服務對象與范圍的簡單化擴展，絕不是業務手段與方式的重復式延伸，而是金融機構經營理念、管理品質、合作方式、結構類別和盈利模式等方面的根本性改變。

    提高大銀行全部資產的“有機構成”，是服務重心下沉的基礎性目標和根本性保障。下沉服務重心，從外在形式上講，就是要增加貨幣資金融合實體企業的黏性，從內在本質上講，就是要增多全部金融資產中直接關聯實體企業的資金比重。只有金融資產的有機構成越高，大銀行服務重心下沉的基礎才會越好，機會和空間才會越多，積累的趨勢性力量才會越大。近年來，我國金融生態中，增加的交易環節和交易產品，有的并不依據實體企業的需求產生，形成資金脫實向虛現象。因此，大銀行服務重心下沉，要整體改善甚至改變這種狀態，凡是不能直接與實體企業融資需求相聯系的金融環節與產品，應全面清理、分類壓縮。金融機構的全部業務活動應建立在服務實體企業基礎上，只有在融資服務中實體企業屬性體現得越明顯，金融服務重心的下沉才會越堅實。

    優化大銀行服務重心下沉中的分層分類工作，需要處理好過程與結果的關系，處理好發揮自身主導與帶動引導中小銀行作用的關系。要利用網絡資源優勢、客戶基礎優勢、風險管控優勢和綜合經營優勢，加快對過去深入不夠、下沉不夠的領域取得突破性發展。正確處理業務過程中的規模效應與集合效應關系，在經營模式、盈利模式上，適應更小更多的服務對象，從服務對象的變化中，不斷夯實服務重心下沉的過程質量。要做好與中小銀行的合作，借鑒、吸收放大中小銀行好的做法。同時，動態約束金融機構之間的各類合作，把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豐富性、多層性、靈活性與體現貨幣政策效果的一致性統一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