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金融機構調查組

    資管新規后，信托公司一方面忙于轉型，另一方面則對存續項目進行調整。然而，在這段“窗口期”，通過信托產品進行的配資業務仍在進行。

    日前，《證券日報》記者獲悉，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近期受理了一起配資糾紛案件，原告任某欲將三位當事人告上法庭，這三名被告分別是王文帥、王炳祥、北京越大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越大投資”），其中，王文帥也是越大投資的法定代表人。根據獲得的資料顯示，越大投資通過8只信托計劃進行股票配資，配資規模近30億元，券商通道則是宏信證券提供的。

    而越大投資相關人士表示，“目前尚未接到法院的通知書。”

    業內人士表示，監管層此前就對違法從事證券業務活動的行為進行了明確禁止，例如包括借助信息系統為客戶開立虛擬證券賬戶，借用他人證券賬戶、出借本人證券賬戶等，代理客戶買賣證券等規定，這種行為既損害了投資者合法權益，又嚴重擾亂了股票市場秩序；然而仍有個別券商等金融機構面對利益誘惑參與股票配資業務，這就為此類配資業務提供了灰色生存空間，對投資者的權益造成了損害。

    疑問：

    民間借貸還是違規股票配資

    《證券日報》記者獲悉，根據原告任某向法院提起的起訴狀，今年5月份，原告任某與被告王炳祥簽訂了《借款合同》，約定原告任某向被告王炳祥賬戶存入人民幣50萬元作為保證金，由被告王炳祥提供1個賬戶總資金為人民幣200萬元的股票供原告操作；并由原告承擔該賬戶操作的全部風險，被告不承擔任何風險。原告與被告還約定了資金使用利息、操作股票限制、補充保證金以及平倉等事項。

    近期，任某在未得到任何通知的情況下，賬戶資金被凍結，本金及配資部分均不能夠正常的交易或劃撥。幾經溝通無果的情況下，任某采取通過法律訴訟來尋求幫助。

    任某認為，雙方簽訂的合同雖然名為借款合同，實際為場外股票融資合同，其內容是原告提供保證金，被告提供3倍的融資資金供原告在證券市場買賣股票使用，配資比例為1：3，并約定了操作股票限制、補充保證金以及平倉等事項，實際應為場外股票融資合同。同時，場外股票融資合同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定而無效，客觀上破壞了金融證券市場秩序，損害了社會公共利益，被告應當返還原告支付的保證金及相應利息。

    與此同時，任某也將越大投資及其總經理王文帥一同告上法庭，希望能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拿回本該屬于自己的投資本金。截至10月15日，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已經受理該配資糾紛案件，近期將開庭審理。

    “拔出蘿卜帶出泥。”《證券日報》記者根據任某提供的資料梳理發現，越大投資進行的股票配資業務，一方面配資規模較大，另一方面涉及幾家金融機構，其中包括多家信托公司的信托產品以及提供交易通道的券商等。

    鏈條：

    涉及多個信托產品和券商

    《證券日報》記者通過獲得的材料發現，越大投資在多家信托公司成立結構化信托產品，利用宏信證券作為交易通道券商，對信托產品進行子賬戶拆分；成立結構化集合證券投資信托計劃，單個信托計劃的結構化方案一般為3：2：10模式。舉例來說，“3000萬元劣后資金+2000萬元夾層資金+1億元優先資金”形成單只信托計劃產品，規模為1.5億元。其中，優先資金一般為銀行資金，根據優先和夾層資金的風控要求，該類信托計劃一般控制持有單只股票比例不超過該信托計劃總規模的30%（即單票持倉比例為30%）。

    越大投資以此作為配資業務母賬戶，同時通過和某些券商及其營業部合作，給合作券商帶來了豐厚的交易傭金收入。同時，券商及其營業部向對方的配資業務敞開大門，違規為其提供交易便利和隱蔽性，開放配資子賬戶分倉交易端口。

    《證券日報》記者從獲得的資料來看，越大投資主要合作的信托包括天津某信托、國某信托、華某信托和廈某信托等，主要合作的券商為宏信證券。其中，宏信證券在越大投資通過信托產品設立虛擬子賬戶進行非法配資業務發揮了關鍵的作用。這些信托公司合計有8只產品與越大投資存在股票配資業務，這8只信托產品的合計規模為29.5億元。

    根據介紹，越大投資為了大規模開展配資業務，還開發了專屬配資子賬戶分倉系統軟件。該軟件簡稱“財訊寶”，這與此前國內配資市場上曾經廣泛使用的HOMS分倉交易軟件相似。

    事實上，早在2015年7月份，證監會就曾發布了《關于清理整頓違法從事證券業務活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要求各證監局應當按照《關于加強證券公司信息系統外部接入管理的通知》督促證券公司規范信息系統外部接入行為，并于該年7月底前后完成對證券公司自查情況的核實工作。

    隨后，該年9月份，又要求各證監局應當督促證券公司仔細甄別、確認涉嫌場外配資的相關賬戶，尤其是對信托產品賬戶清理的范圍。例如在證券投資信托委托人份額賬戶下設子賬戶、分賬戶、虛擬賬戶的信托產品賬戶，或是傘形信托不同的子傘委托人（或其關聯方）分別實施投資決策，共用同一信托產品證券賬戶的信托產品賬戶；此外，還包括優先級委托人享受固定收益，劣后級委托人以投資顧問等形式直接執行投資指令的股票市場場外配資。

    北京某券商人士表示，長期以來，監管層對違法從事證券業務活動的行為進行了明確禁止。然而，部分券商面對利益誘惑，仍然不惜違規參與股票配資業務，這就為此類配資業務提供了灰色生存空間，對投資者的權益造成了損害。

    誘惑：

    股票配資交易的利益

    有的金融機構不惜違背政策、甘冒風險參與配資，背后追逐的就是利益。

    “大型配資公司從事配資業務的信托計劃母賬戶由于規模較大大，單只產品規模最少都不低于1.5億元，與券商合作時交易傭金較低，一般為0.03%，但是配資公司給到投資者交易時收取的傭金很高，為0.10%-0.3%。”一位曾參與過配資的投資者表示。

    據業內人士透露，配資公司從事配資業務主要盈利點有四方面：一是賺取配資利差。通過從銀行批發優先資金，成本為年化6%的利息（平均每月資金成本利率為0.5%），如果通過分倉子賬戶直接配給投資者利息一般為月息1.0%-1.2%，即年化12%-14.4%，保守綜合利率全部按照最低的12%來算，配資公司的年化利差也有6%。如果通過代理渠道配給個人投資者，配資公司給代理公司的資金成本為年息9%，該模式下，年化利差為3%。

    二是交易傭金差。配資公司從事配資業務的信托計劃母賬戶，由于單只產品規模最少都不低于1.5億元，其與券商合作時交易傭金較低，一般為0.03%。但是配資公司給到投資者交易時收取的傭金很高，為0.1%-0.3%（該傭金可以在分倉交易系統中由風控設置在子賬戶進行股票賣出時直接先行扣除），中間有0.07%的交易傭金差可以作為傭金來源。

    三是股票盈利分成。投資者與配資公司簽署的合同里沒有任何約定表明配資公司在除了利差和交易傭金差之外還具有其他收費權力，但是由于配資公司使用開發的非法配資交易軟件出借證券子賬戶給客戶使用，公司后臺風控和IT技術人員可以在配資客戶不知情的前提下，對子賬戶賣出股票時進行不同比例后端提成，其比例為賣出總收入的0.1%-13%之間不等，暫無規律可循。

    四是強行平倉、扣押代理的其他子賬戶投資本金。由于配資規模較大，大客戶提供體量較大的配資業務，但近一年以來股市但凡有較大幅度下跌，配資公司無一例外的會選擇在臨近平倉線附近、但股價還未跌破平倉線時，提前強行對所買部分股票進行跌停板集中拋售。對二級市場造成嚴重波動的同時，也波及劣后級客戶資金，以及其他中小投資者利益。

    律師觀點：

    股票配資屬違法行為

    所謂場外股票配資合同，是指未經金融監督管理部門批準，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組織之間約定融資方向配資方繳納一定的現金或一定市值證券作為保證金，配資方按杠桿比例提供，將自有資金、信托資金或其他來源資金，提供給融資方用于買賣股票，并固定收取或按盈利比例收取利息及管理費，融資方將買入的股票及保證金讓與配資方作為擔保，并設定警戒線和平倉線，配資方有權在資產市值達到平倉線后強行賣出股票以償還本息的合同。

    在這起配資糾紛案件中，原告任某認為，與被告王炳祥簽訂的《借款合同》名為借款合同，其內容是原告提供保證金，被告提供3倍的融資資金供原告在證券市場買賣股票使用，配資比例為1：3，并約定了操作股票限制、補充保證金以及平倉等事項，實際應為場外股票融資合同。

    有律師事務所人士表示，按照監管層對資本市場相關業務以“實質重于形式”的監管原則來看，像這種通過代理商與配資公司開展進行的配資業務，雖然名義上簽署的是借款合同，但實際上應該認定為場外股票融資業務。股票配資行為與監管層嚴格禁止利用信托和券商通過開立交易子賬戶并出借給第三方進行股票交易的要求明顯背道而馳，已經屬于違法行為。

    “原告（投資者）有權提出與代理商簽署的借款合同均屬無效，作為配資劣后本金的實際收取方，配資公司應當返還原告支付的配資保證金，并賠償相關利息。”這位律師事務所人士表示，被告人作為配資的出資方和原告操作配資子賬戶的實際控制方，也應當返還配資本金及承擔相應的連帶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