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顧自去年“兩會”以來一年所展開的工作時，證監會網站專門發文強調要“加大‘請進來、走出去’的力度”，以“扎實推動資本市場持續穩定健康發展”。雖然“請進來”的題中之義非常豐富，但重點所指應當是不能總讓“BATJ”（百度、阿里、騰訊與京東）那樣的優質企業“游走”在海外市場，而是要吸引它們進入A股市場。

    圍繞著如何提升國內資本市場的制度包容性、市場承載力和國際競爭力問題，年初至今管理層不間斷地釋放出政策信號。先是證監會系統2018年工作會議上指出“改革發行上市制度，努力增加制度的包容性和適應性，加大對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支持力度”，繼而深交所在未來三年戰略規劃綱要中申明“推動完善IPO發行上市條件，擴大創業板包容性”，緊接著上交所提出實施“新藍籌行動”，支持新一代的BAT企業成長。與此同時，證監會負責人在實地調研過程中明確表態，要把好企業留在國內、讓好企業盡快上市，且春節之后包括交易所在內的多個監管部門、監管人士紛紛赴京滬深等地調研高新技術企業。看得出，基于服務實體經濟與國家戰略的基本方向，加大對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四新”企業）的支持力度，已經成為監管層迫切關注與重點解決的核心議題。

    管理層頻頻喊話的同時，一些實質性的市場行動也在高調展開。先是360借殼江南嘉捷回歸A股市場告捷，接著就是富士康在A股首次公開募股，且目前已進入“預披露更新”狀態，A股IPO的風向正在悄然向著適應性與包容性地帶發生傾斜，如果不出意外，富士康成功登陸A股之后，還會有更多的“BATJ”或從海外取道回歸國內資本市場，或直接向監管層遞交IPO的申請。A股的細胞結構與活躍程度都將出現積極改觀。

    統計發現，目前A股市場上市公司近3500家，其中代表新經濟的高質量上市公司不多。A股上市公司仍是金融地產、工業和原材料等產業“挑大梁”，新經濟板塊體量非常瘦弱。

    形成以上格局的重要原因在于制度與監管規則生成的屏障。先是網易、搜狐等互聯網企業“出走”海外，緊接著就是BATJ紛紛選擇在美國、香港等地上市，即便到了去年，也還有包括睿見教育（5.73-0.52%）、閱文集團（77.20-1.15%）等在內的新興行業優質企業放棄在A股融資而落戶海外資本市場。這些“優等生”扎營海外讓“肥水流了外人田”不說，像騰訊和阿里這樣用戶和利潤主要來自于國內，最終它們的盈利與分紅卻與國內投資者無緣，不能不叫人唏噓。

    資本市場支持實體經濟一點也沒錯，但稀缺的要素資源應當匯聚到優質且成長性良好的企業身上，更要力克劣幣驅逐良幣的結果。也只有這樣，資本市場與實體經濟才能形成良性的共振與互動。基于此，將上市公司配置模式從快數量增長轉換到高質量增長的軌道上來已經時不我待。數據顯示，目前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26萬億元，且借助于在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5G、人工智能、機器人等產業領域走在全球前列的領先優勢，我國已孕育且將繼續培植出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互聯網和科技企業，而在全球共有220家獨角獸公司陣營中，中國就搶占了59個席位；同時小米、滴滴打車、大疆無人機與螞蟻金服等一批“獨角獸”正上市待發。留住這些高新科技的翹楚，既是A股之責，也是投資者之幸，更是中國經濟未來之盼。

    制度順勢創新是驅動A股成功接納“BATJ”的關鍵，目前來看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一是針對“四新”企業，主板上市需要連續三年凈利潤超過3000萬的門檻需要改變；二是VIE（可變利益實體）構架的拆除，相關規則需要明確一定的資本退出通道；三是向特定對象發行證券累計超過200人即股東人數超過200人的公開發行證券問題，監管層要考慮提高發行對象的上限；四是針對企業同股不同權的內部規定，相關法律需要開綠燈。

    必須重視的是，全球市場都在緊盯高科技企業，交易所競相改革以期留住新產業新商業模式中的優秀公司，而企業最終選擇在何地上市完全由其自主決定，因此各個市場之間的競爭實質就是服務能力與水平的競爭。對于國內監管層而言，想要吸引更多的“BATJ”進入A股市場，自然就離不開服務理念與服務行為的完善與創新。

    當然，規則與慣例的改變對監管層的監管水平還形成了一定的挑戰，尤其是因上市財務門檻的降低，可能會刺激一些偽成長、偽高新技術企業混入資本市場的欲望，這需要監管層睜大明辨真偽的火眼金睛，同時采取果斷與鐵腕舉措，加大對財務造假、粉飾業績企業的懲戒力度，同時嚴格退市制度。為了防止“一放就亂”，初期可將上市目標企業鎖定在具有一定規模和影響力的新經濟公司身上，而在行業選擇上，可重點向互聯網、生物醫藥、智能制造與節能環保領域進行重點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