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國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產業發展部與京東數字科技研究院在京聯袂發布《攜手跨越重塑增長——中國產業數字化報告2020》。報告對“產業數字化”給出明確闡釋，對當今時代產業數字化的新內涵進行了深度解讀，深入剖析了產業數字化轉型的典型案例、經驗模式和成功做法，并對產業數字化發展趨勢進行了前瞻研判，為推進后疫情時代我國產業數字化轉型、促進經濟高質高效發展提供了專業判斷和權威指導。

    早在2017年，數字經濟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政府相關部門的支持，讓我國的數字經濟發展迎來了一個繁榮的春天。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4月28日發布的第4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我國數字經濟快速發展，2019年規模已達31.3萬億元，位居世界前列，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達到34.8%。

    在經歷了野蠻生長階段之后，此時發布《中國產業數字化報告2020》，可謂是“熱鬧之后的冷靜思考”，既為產業數字化開宗明義，同時，還用“五不”點明了產業數字化發展的痛點：一是自身數字轉型能力不夠導致“不會轉”；二是數字化改造成本偏高、而自身資金儲備不足造成“不能轉”；三是企業數字化人才儲備不足致使“不敢轉”；四是企業數字化轉型戰略不清，決策層“不善轉”；五是企業多層組織模式不靈，中層領導“不愿轉”。

    筆者認為，要想實現產業數字化的構想，進而全面推進數字經濟的發展，就必須要抓住這背后的“兩化”，即科技數字化和數據資產化，而這“兩化”的實現也會讓“五不”的痛點迎刃而解。

    科技數字化包括了業務數據化、應用場景化、流程自動化等多個方面。它是實現克服“不”的重要客觀條件之一。這個科技不僅僅包含了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具象的科學技術，也包含了用這些科技為企業生產、經營賦能的各個環節。

    第一層面的科技需要我們進一步加快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設，改革教育體制機制對數字經濟相關人才給予一定的傾斜，保障數字經濟背后的知識和基礎設施后盾。

    比如，近期京東數科智能城市操作系統落地雄安。在雄安新區，京東數科與中國雄安集團一同打造的塊數據平臺，將會扮演數據匯聚中心、數據管理中心、數據服務中心和AI科技賦能中心的重要角色，打造該區域數字經濟的數據基底，它就是我們產業數字化所需要的典型基礎設施之一。

    除了第一層面以外，更深入層面的科技數字化，則是協助企業進一步應用這些數字科技，包括給予數字經濟創新補貼，委派數字經濟專家成立企業幫扶組等，解決目前產業數字化所存在的“不會轉、不能轉、不敢轉”問題。

    這一點需要科技企業與傳統企業的緊密合作。例如京東數科與中儲股份合作建設的供應鏈協同服務平臺，有效地將大宗商品倉儲與科技相融合，既發揮了中儲在倉儲領域的優勢地位，又充分利用了京東數科的AI應用能力，可以說是將科技數字化落到實處，幫助企業實現“管、控、查、驗”的全流程數字化和智能化。

    相比科技數字化，數據資產化同樣意義重大。眾所周知，數字經濟的核心和產業數字化的核心就是數據，《報告》中也指出，數據資源是關鍵的生產要素，只有將數據資產化，才能進一步促進數據的快速流動和高效使用。

    如果數據不能被看做資產，進而不能被買賣，那么企業就不會愿意在數據上面下功夫，也不會將數據用于交易，也更不可能從數據中提取到重要的信息。只有讓數據通過模型化、抽象化、算法化等步驟實現真正的資產化，成為名副其實的重要資源，才能讓企業對數字經濟有了更為具象的看法，從而打消其對數字化的顧慮，也為企業基于這些數字資產制定恰當的數字化轉型戰略、優化企業的組織結構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和引領，從而解決“不善轉”、“不愿轉”的短板。

    綜上所述，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是產業數字化，而實現產業數字化的背后則需要完成科技數字化和數據資產化，這“兩化”能夠為產業數字化提供強有力的保障支持和路徑指引，協助企業克服“五不”瓶頸，讓產業數字化“云開見月明”。

    （作者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