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時期以來，受“逆全球化”、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影響，國際政治、經濟、科技、安全等格局都在發生深刻調整，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強，國內經濟發展也面臨諸多難題、風險挑戰和巨大壓力。從根本上講，制約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很多問題都是中長期的結構性難題。運用財稅政策工具，充分發揮財政的基礎性支撐性作用，可以有效破解這些結構性難題，有助于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當前我國面臨的結構性難題，集中體現在產業、產品、公共產品、人才、區域和收入分配等六個方面。說到底，這些結構性難題，本質上還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問題，需要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提升供給體系對需求變化的適配性，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高水平動態均衡。

    從理論上講，上述結構性問題的產生，是由于我國的供給結構不適應工業化進程和消費結構升級的新變化，以及區域結構、收入分配結構調整滯后于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一是工業化進程規律要求供給結構升級。按照輕工業、重化工業、高新技術產業、數字化智能化產業的順序依次演進，是工業化進程發展的客觀規律。當前，我國正處在重化工業向高新技術產業及數字化智能化產業升級的發展階段，要求產業結構及其配套的各種供給結構必須升級。

    二是消費結構升級倒逼產業和產品結構升級。2019年我國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個性化、多樣化、高端化消費需求與日俱增。同時，隨著恩格爾系數持續下降、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和人口老齡化加快，旅游、養老、教育、醫療等服務需求在消費需求中的占比明顯提高。消費結構升級倒逼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升級，以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要。

    三是經濟高質量發展推動區域協調及一體化融合。改革開放以來，地區競爭成為我國經濟增長與發展的重要動力源。在高質量發展的今天，則更加需要地區合作、協同、一體化發展，使生產要素在更大范圍暢通流動，實現更加科學合理的分工，凝聚更大合力。

    四是收入分配結構優化引領經濟結構性變革。市場經濟條件下，需求導向決定供給結構，若要優化供給范疇的產業和產品結構，必先優化需求范疇的收入分配結構，提高國民收入水平，增加有效需求。

    發展經濟學理論認為，高質量發展的實質是結構質變中的產業升級。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依靠結構質變和產業升級，而實現結構質變和產業升級，必須樹立結構管理思維，制定實施有針對性的財稅政策，有效破解結構性難題。具體可從以下六個方面著手：

    一是順應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發展趨勢，推進數字化智能化產業轉型升級。鼓勵制造、商貿流通等企業數字化智能化轉型，支持龍頭企業建立完善的數字化智能化產業生態，對于完成國際、國家、行業、地方標準和技術規范的企業，給予適當財政補助。加大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提升公民數字素養，提高數字治理水平，促進政務服務、公共服務信息安全共享和向社會公眾開放。

    二是為破除“卡脖子”難題，針對國內急需、緊缺的特定高端技術人才實施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以集成電路制造業為例，芯片生產企業對高端技術人才的需求量較大，人力資源成本占企業成本的比例非常高，臺積電的這一指標約為60%至70%，中芯國際約為20%至30%。建議借鑒粵港澳大灣區等地個稅新政的做法，針對國內特定高端技術人才繳納的個稅超過應納所得稅額15%的部分，給予優惠或由地方財政給予補貼，使相關企業留住并吸引高層次人才。此外，加大對科技成果轉化人才的支持力度，將科技成果轉化人才納入各類人才項目，使其享受與基礎研究人才同等的支持政策，推動成果轉移轉化和落地實施。

    三是抓住當前擴大內需、暢通“雙循環”的歷史機遇，完善優質品牌商品、教育、醫療、文化體育和旅游等消費供給體系，支持連鎖經營、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建設，通過開設市內免稅店發展免稅經濟，吸引國外游客到國內消費，促進國內居民境外消費回流，打造“在中國買世界、全世界買中國”的消費服務體系，優化消費環境，開拓和擴大國內消費。

    四是推動區域一體化融合發展，創新域內產業合作、園區共建模式，建立健全產值分計和稅收分成機制。借鑒成功經驗，有以下三種選擇：第一，總量比例分成，以高橋啟東產業園為例，上海、啟東各占股本60%和40%，產值、稅收按照6：4分成；第二，稅種分享收入，入駐異地工業園的企業，總部不遷移，僅轉移生產基地，以上海莘莊工業區為例，生產環節增值稅在安徽滁州繳納，所得稅等其他稅收在上海莘莊繳納；第三，利益補償，產業轉入地對產業轉出地給予適當經濟補償，具體由地方政府協商確定。

    五是優化教育經費投入政策，大力培養國家急需的高層次人才。根據國家戰略需要，調整教育經費結構，重點支持世界科技前沿和關鍵領域以及文史哲、數理化、天地生等基礎學科建設與人才培養。遵循高層次人才培養規律，為拔尖創新人才提供包括獎學金在內的長期穩定支持。加大教育經費投入，完善對學科專業設置、課程質量提高、教師導師水平提升、產教融合等方面的績效評價和管理制度。

    六是推進分配領域改革，增強財政的收入分配調節功能。初次分配環節，打破壟斷和不合理的市場準入限制，支持創業，擴大就業，同時靈活運用財稅政策，提高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和勞動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再分配環節，推進個人所得稅等直接稅制改革，提高城鄉居民社會保障水平，增加對義務教育、醫療衛生等公共產品（服務）的投入，加大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和貧困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三次分配環節，發揮社會組織在財富分配中的作用，調動社會力量幫助低收入困難群眾。分配秩序方面，進一步加大整頓力度，形成公開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作者系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生院副院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