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市場，已經并正在成為全球爭奪日益激烈的一個波瀾壯闊的大市場。對于“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不少人士把“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解讀為“主要打通國內相關的堵點以使循環更加順暢”。這固然是該戰略的題中應有之義，但仍非戰略重點要義的全部。

    在中國加大對外開放力度的背景下，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且增長潛力最快的市場。在這個市場上，中國企業必然面臨與國外企業，尤其是西方發達經濟體的企業激烈角力。應當坦承的是，如此一個充滿活力的中國市場，在一些領域，特別是一些高端技術產品市場，并非由中國企業主導。因而，即便是本土市場，也沒有成為“國內大循環”的全面有效載體。問題是，如果中國企業在這一全球最具規模與潛力的本土市場上都不能勝出，那么未來也難以在全球勝出。當遇到諸如國際貿易摩擦與技術戰的沖擊時，中國經濟的自主性將面臨挑戰。

    由此，一個日益擴大與深化的中國市場，應當首先是中國企業主導的市場，應當確保中國企業首先在本土市場上勝出，必須確保這一市場首先成為“國內大循環”的全面有效載體。這也許是為什么確定“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戰略的時代背景及其戰略性要義所在。

    關鍵是如何做到。市場開放條件下，相比市場沒有開放時，一切都變得相對復雜了。就產業經濟領域看，市場沒有開放時，擁有相對先進技術的外國企業，因無從進入中國市場，也許甘于通過“售賣技術許可證或專利權”的形式，與那些急需“引進技術”的中國企業合作，賺取利潤。中國企業也能夠在這種技術轉讓條件下“引進”一些技術，并擁有針對特定技術或工藝一定的自主改進權。

    在市場已基本完全開放的條件下，外國企業核心目標是憑借技術優勢進入并力圖主導中國市場，這也意味著中國企業將不再那么容易地通過花錢購買“技術許可證”來“引進技術”了。對于一家擁有相對高端技術的外國企業來講，看待所有想從它那里“引進技術”的中國企業的眼光，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不再僅僅是花錢買技術的顧客，而是成為其奪取中國市場的絆腳石。此時的中國企業，若是想通過“合資”方式來達到“引進、吸收與消化外國技術”的目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甚至根本就達不到目的。

    擁有相對較高技術的外資方，要么是將合資企業與中方企業當作進入并壟斷中國市場的“敲門磚”或“墊腳石”；要么是居高臨下地要求合資企業的控股權，并要求中方母公司不得研發生產合資企業的同類技術產品，甚至將中方母公司的研發平臺與力量吸收后拆散；要么是試圖借助在中國境內設立的獨資公司擴大同類產品生產規模，迫使中方企業接受其苛刻的合資條件。這也就是為什么在個別領域，重點龍頭企業長期進行“中外合資”后，產生對外資及其技術的嚴重依賴，以致難以拿出自主開發的產品，導致了某些中國高端產業市場被外資所主導與壟斷。

    這些情況的出現，除了企業層面缺乏趕超型戰略決策的信心與能力之外，也有著多種原因。比如，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過程中，相互間競爭過于激烈以致無序的競爭。這種無序競爭一方面使得一些原本屬于中央政府管轄的一批企業下放到地方后，很快便走上與外資企業“合資”道路，或者被廉價賣給外資；另一方面，也給了那些外資企業壓低出價抬高要價的機會。從暴露出的一些問題看，某些地方政府并沒有主要從國家工業體系完整自主性、經濟自主權、提升中國企業技術能力的方面考慮問題，而是主要基于“招商引資”的“業績”或擴大“GDP”的角度考慮問題，以致沉浸在政績性工程的光環之中。

    因此，全國一盤棋的意識以及統籌協調發展的政策思維與抉擇能力，至關重要。以此為指導原則的有效的產業政策，既要考慮到新的形勢及其可能的變化，也應充分吸取以往有關產業政策設計、選擇、實施中的經驗教訓，尤其是教訓。為此，強化中國產業尤其是工業發展的頂層設計，提升國家針對各類產業的領導能力，真正做出立足本土產業發展的產業政策部署，統籌把握好國家產業安全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大力鞭策、支持和保護中國企業的自主產品開發活動與自主技術創新，加大“國家重大專項基金”向堅持自主研發的中國企業的傾斜力度，就顯得尤為重要。

    總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意味著一次涉及國家層面、各級地方政府和企業層面的堅定而高強度的戰略性調整，需要將中國產業技術的低、中、高端市場縱向打通，解決中國產業被壓制在中低端而在高端技術上受制于人的問題，打破中國高端產業市場不為中國競爭性企業所主導而被外資壟斷的局面。這應當是“以國內大循環主體”的戰略目標所在。也只有如此，中國才能更有底氣也更加靈活自主地推進“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作者系中央財經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