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國企混改引資潮涌；天津之外，多地國企卻在面臨一些新現象。

    2018年開始，面臨部分民營上市公司的流動性危機和高比例股權質押，不少地方國資開啟了紓困大潮。有人在紓困中久旱逢甘霖，有人在期待中相遇相知，有人在迷惘中燈火下樓臺。

    通過兩年多的時間證明，部分原來國資收購的上市公司正在出現消化不良，不僅沒有實現資產增值，反而拖累了國資運營。不僅出現北京國資收購金一文化、三聚環保等資產后尚未取得明顯整合效應的情況，甚至還出現了四川國資收購ST網力后被立案調查等爆雷事件。這提升了進一步推進地方國企改革的迫切性。

    更大的迫切性在于以“北中國”為代表部分省市的經濟承壓。從2020年前三季度經濟總量排名來看，前十城市中只有北京堅挺，其余北方城市經濟近乎失守，被市場解讀為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同時也有市場人士認為，除北京外的北部城市或都在遭遇“東北化”難題。

    無論從國企數量還是規模來看，北方地區都堪稱重鎮。Wind統計顯示，目前實控人為山西國資委或山西省國有資本投資運營有限公司的A股公司接近10家，實控人為山東省國資委、山東省人民政府或者集體企業的A股公司家數更是超過30家（不包括青島），而被北京虹吸最為明顯的河北省國資委旗下A股公司家數也達9家。

    那么“天津范式”能否在這些地方進行復制呢？業內普遍給出的是肯定答案。國研智庫資本市場與上市公司研究中心主任蘇培科明確表示，這種模式對于不少地方都有借鑒意義。“從其他多地實踐來看，混改雖然提出多年，但整體效果難言理想，原因之一就在于很多地方不敢邁出實質性的大步子。比如，不少地方希望引入外部市場化股東作為主要股東，但在實操中卻要始終還是保持國有控股，于是改革就變成了國有企業與國有企業混合，與央企混合，變成了‘拼盤式混改’。從天津范式來看，只要地方決策機制到位，核心著眼點放在真正提高地方國企效率和質量，就會有助于壓艙石的夯實和經濟深蹲后的起跳。”

    光大銀行金融分析師周茂華也認可天津模式的可復制性。但是他提醒說，地方不宜把混改目標指向通過引入戰略投資者解決地方財政問題。

    “戰略投資者市場化投入，是出于標的前景而定的，把資產盤活，提高企業效率和競爭力，絕非指向財政增收。”周茂華分析說，近年來部分地方財政吃緊、城投主體違約風險加大，尤其在永煤、華晨等3A評級主體違約之后，一些地區的國企城投融資遭遇冰凍，再高成本也難以融資。不過，對于地方財政而言，國企改革遠水解不了近渴。通過國企混改以求增加地方財政的導向，是非常危險的。

    蘇培科說，從多地改革經驗和教訓來看，要坐實混改，還需要機制變革。“國企改革最需要的是一個好的制度安排，比如將目前國企央企的國有股轉化成優先股，讓‘紅頂子’干部退出企業的經營決策層，國有股東享受優先股的權利而不參與公司治理，這才是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的革命之舉。”

    “從實踐來看，國有控股也未必是效率低下的代名詞，關鍵看怎么運作。”蘇培科舉例說，香港地鐵公司雖然政府高度控股，但港鐵公司的經營運作卻成了全球地下鐵路唯一盈利的范本，企業經營管理層與政府大股東和上市公司股東之間的關系處理的很好，企業經營的效益和半徑并沒有因政府控股而受到影響。因此，蘇培科認為，應該充分發揮優先股在公司治理方面的作用，為制約國有股一股獨大和中國國企改革提供有益的制度設計。

    天津國資人士王燦指出，“天津范式”也還有值得優化的地方。“例如，需要制定更為清晰的企業混改后發展戰略；尊重市場資源配置功能，提升國有企業混改的效率；對標北京、深圳及國際營商環境，通過提升營商環境激發微觀主體活力。”

    “混改最核心的還是意識問題。雖然不少北方地區口號上重視混改，但是靈魂深處還沒有轉化。”蘇培科分析說，招商引資并不是拉過來就行，首先要判斷企業真正想要什么，解決企業所需所想。營商環境的構建一定是一個長期過程，需要適配企業的落地、生根、發芽到成為大企業整個周期，而不應該是地方官員首先考慮自己能從中得到什么好處。

    “從近些年經濟發展實踐來看，長三角、珠三角多地都完成了摸著石頭過河，而北方不少城市依然在找尋‘石頭’。無論從發展階段來看，還是從營商環境構建來看，北方或許更多需要向南方學習。”蘇培科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