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證券市場上，當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時，通過訴訟維權是很多人都想到要去做的一件事情。但從國內的實踐來看，真正向法院提起賠償訴訟的案例卻并不是太多。這主要是因為對大量的個人投資者來說，打官司程序復雜，手續繁多，加上成本不低，并且也不一定能夠獲得相應的賠償，所以往往會選擇忍痛放棄。而這樣所產生的后果，就是那些侵犯投資者利益的上市公司或其大股東、實際控制人，在違法行為受到監管部門相關處罰后，卻因為沒有很多投資者對其提出侵權訴訟，而得以逃脫巨額賠償。這不但使得其實際違法成本下降，而且也對證券市場的穩定發展，帶來了不利影響。

    在海外市場上，同樣也存在投資者在被侵權后的維權問題，不過在那里普遍實施一種“集體訴訟”制度，也就是在同類型案件中，只要有一個人提起了訴訟，那么判決的結果就對所有被侵權的投資者有效，他們也能夠獲得相應的賠償。“集體訴訟”制度的建立，對于普通中小投資者開展維權工作，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我國由于客觀上的某些原因，現在還沒有關于“集體訴訟”這樣的司法制度。不過有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代表人訴訟”安排。在202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就證券糾紛代表人訴訟問題，作出相應的規定，明確依據證券法等規定設置普通與特別代表人訴訟制度。這被認為是中國版的證券集體訴訟制度，其重點處置因虛假陳述、內幕交易、操縱市場等行為而引起的訴訟。這個制度的設立，是為了便利普通群眾參與訴訟，降低維權成本，在保護投資者合法利益的同時，有效懲治資本市場上的違法違規行為。值得一提的是，根據有關規定，特殊代表人訴訟是在案件的委托人達到一定數量時，安排相關的專業機構作為代表參與訴訟。

    在這個規定作出半年多以后，人們看到了首例特殊代表人訴訟案件出現了。這個案件是由56位個人投資者委托全國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對康美藥業侵犯投資者利益的行為提起特別代表人訴訟。此舉不僅標志著中國式的集體訴訟在證券市場上正式得到運用，更是在投資者維權方面揭開了新的一頁。其意義，不僅在于可以提高訴訟效率，降低投資者維權的成本，更在于強化了對投資者的保護，并且使得這種保護能夠在實踐中得到某種具體的體現。而對于違規違法的上市公司及其大股東、實際控制人來說，他們所面對的，不再是過去那種松散的個人維權活動，而是通過專業的特殊代表人集聚起來的專業維權力量，由此所產生的，不止是巨額的經濟賠償，還有極大的法律震懾。

    對于證券市場上的虛假陳述、內幕交易、操縱市場等行為，投資者可以說是深惡痛絕。以往，也出現過中小投資者委托律師在維權案件中取得勝訴，并且獲得賠償的案件，但涉及面小，影響力有限，對于違法違規者來說，很難造成實質性的壓力。而引入了代表人訴訟制度，尤其是特別代表人訴訟制度以后，這個局面就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當眾多中小投資者通過特別代表人訴訟獲得賠償以后，不僅會激發起更多投資者的維權意識，同時也推動了中國的投資者保護工作上了臺階，而這里真正受益的將是整個證券市場。

    （作者系市場資深研究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