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古籍整理工作的不斷深入，以及書法研究的“文化轉向”，版刻書跡越來越成為相關領域學者關注的對象和藝術家激發創意的資源。雕版印刷是中國古代最早出現的印刷形式，也是知識和信息復制、傳播的重要方式。不過，相比印刷而成的書籍所具備的形質統一多成品屬性，其用以凝定和保存文本的功能在歷史語境中實際更值得強調。即使同一版本的古代圖書會有或曾以大量形式出現和存在，但不妨礙每個個體獨立成為一件文物或藝術品。

    所謂版刻書跡，是指刊印而成的古書及相關文獻中的各種書體和文字。稱“版刻書跡”，而不稱“版刻書法”，是為涵括更多情況更為復雜的書寫標本。需要說明的是，嚴格和完全意義上的“版刻書跡”包括古書中的一切寫刻痕跡和數據，由于雕版印刷書籍所用字體均為手工書寫后再行雕刻，故不論文字形貌如何或曰是否體現書寫特征和書法風格，它們也都是手書痕跡的轉化呈現。以往叫法相對模糊的“印刷體”或“宋體”等，雖然很可能全然未入有關學者的研究視野，但卻不宜將之排除在“版刻書跡”概念范圍以外。

    古籍版刻書跡的豐富性是毋庸置疑的，也是可以想見的。書籍制作者的觀念、動機、知識、趣味、習慣等，都影響到其形態的生成和改變，此外尚有時代、社會和歷史的因素在起作用。如何認識與理解版刻書跡，應至少包含以下三重角度：

    首先，版刻書跡是古籍整理中應注目的基本對象。面對古代各類書籍和文獻，辨認研究字體和書跡始終是最基礎的工作，在雕版印刷技術出現之后，何種字體和書法進入書籍用字范圍，是后世判斷書籍產生年代和地區的關鍵依據，而辨識版刻字體與書跡，也是歷來版本鑒定的第一要務。以宋版書為例，其字體多參據唐人楷書，而各地審美偏好亦有不同，如浙刻類歐、閩刻近柳、蜀刻似顏，假如對這些前人已有總結的規律性現象缺乏掌握，或難以明辨唐楷諸家特點，很大程度上也就意味著整理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尚未邁出。古籍中還有大量草書篆書字體，如明清人所刻書中多見今草章草序跋，古器物專類圖籍往往摹刻金文小篆，倘多半文字不能識讀，那么考證作者、析解文意、了解背景、撰述提要必將更感困難，甚至無從措手。

    其次，版刻書跡是書法史研究的全新領域。中國古代早期書法史，更多時候是有關銘刻書跡的研究和敘述，雖然中古以后筆墨書跡或寫本文獻成為書法史關注的主體，但書刻資料依然具備補繪全貌的價值。一直以來，除專為傳錄歷代法書名跡的“法帖”以外，版刻書跡并不為書法藝術研究者和愛好者所留意，在他們看來，書家手跡或曰所謂“肉筆”才值得探究和臨摹，“下真跡一等”者即碑帖拓本，版刻書跡則帶有太多“匠人氣”和“棗木氣”，實在和作為藝術的“書法”無涉。但如果嘗試調整觀看的視角，借助版刻書跡足以拓展書法史研究的方法和思路，就此面臨的一系列學術問題也亟待解決?？傊?，有關版刻書跡的研究不僅能夠再度將書法和古籍置于同一場景系統考慮，更將進一步豐富書法史研究的內涵。

    最后，版刻書跡是藝術設計觀念的重要體現。書籍由文字組成，書法是文字的藝術狀態和呈現，當書籍中文字的藝術性得以增加，書籍本身也趨于“藝術品化”。與古代稿本、抄本和寫本文獻不同，版刻書籍作為可能置于經濟史和手工業史語境中觀照的復制形態之傳播品，它們天然具備設計空間和設計需求。早在唐宋時期刊印佛道教典籍和經咒之時，辨選字體已頗見用心和用意，而明清以來越來越多書法家介入或被引入書籍題寫領域，也尤其體現人們之于書籍的設計欲望和藝術追求。大量實物證明書商、梓人和藏書家常常從不同角度考慮和測試書籍字體及其各種呈現方式的最佳效果，在保持“書”的傳統基本形式的前提下，于“字”的層面不斷嘗試探索出新。種種留存至今的版刻書跡甚至足以幫助我們思考書籍之為“藝術品”的概念范圍和邊界。

    重新觀察、審視和研究版刻書跡，使得書籍被置于更密集和復雜的社會文化網絡之中，在編撰、制作、傳播、閱讀的一系列過程中，都有與版刻書跡相關的行為和結果。整理、匯集有特點和代表性的古籍版刻書跡，無疑是深入研究書籍史、全面觀照中國古代書寫文化和書法藝術、理解中世以后東亞文化一體性的必要前提和重要路徑。我們對于古代書籍藝術特質、書體演進和變化發展過程、文化交流與文明互鑒形式的固有認知，也必將由此而得以拓寬和豐富。（文/谷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