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航天的崛起需要“力拔山兮氣蓋世”的“關鍵先生”，以及緊密環繞著“關鍵先生”的資本與企業家群體。

    張銳

    2020年5月31日，經過19個多小時的疾速飛行后，由SpaceX獵鷹9號火箭推送且搭載著兩名美國宇航員的載人“龍飛船”與國際空間站和諧號美國艙段準確無誤對接。而在前一天，獵鷹9號火箭也順利返回降落在指定的無人海上平臺之上。“科技狂人”埃隆·馬斯克又一次以駭俗之舉改變了世界。

    SpaceX的成功航天之旅，首先可以讓美國從俄羅斯人那里撿回臉面和尊嚴，因為，自從航天飛機亞特蘭蒂斯號退役后，美國前往國際空間站都不得不借助俄羅斯的“聯盟”號飛船，而且由于俄羅斯坐地起價，過去9年美國為70張座位票共向俄羅斯支付了高達40億美元的費用。如今SpaceX精彩出位，美國自然就不用再忍氣吞聲求著俄羅斯了。但在商言商，SpaceX將載人飛船送上天空顯示的國家意義固然重要，可馬斯克看中的則是這一驚天之行以及隨后攜帶而出的商業價值。

    作為全球第一家完成了載人航天的私人公司，SpaceX以自己的斐然成績告訴世界，包括近空與深空在內的星際探尋與開發不再是只有政府可以涉足的領地，私營企業同樣可以在此占位與深耕；航天探索在為國家政治、經濟與國防服務的同時，也可以對準大眾消費需求；航天拓展成果不僅僅是公共產品，更可以從中延伸出商品屬性。因此，SpaceX航天發射成功所彰顯出的里程碑意義就是對傳統航天內涵的改寫，直接賦予航天活動的是產品競爭、成本控制以及追求盈利等商業化細胞，全部活動的標準概念指向就是商業航天。

    照著以上市場化邏輯，雖然接下來SpaceX還要接受將NASA（美國航空管理局）四名宇航員送上國際空間站的官方任務，但也可以看成是一次安全與技術上的再次演練。根據NASA先前的計劃，從今年開始，允許游客訪問國際空間站，每人費用約為5800萬美元。因此，要不了多久，SpaceX就要開始接受紛至沓來的商業訂單，其中除了政府購買服務訂單外，相信會有更多的私人訂單，而且除了美國國內用戶訂單，也會有來自其他國家的訂單。

    雖然SpaceX是以私營企業的身份跳入太空的，但其背后真正的大金主則是聯邦政府的NASA，由此也不難想象SpaceX的發射與航天之舉某種意義上具有國家行動色彩，它代表的是美國公司率先進入商業航天地帶，而且未來肯定會采取國家隊與私營隊混合“雙打”的陣容在商業航天地帶刨地奪食。按照摩根士丹利預測，2040年全球航天經濟收入將超過1萬億美元，其中商業航天收入約占80%。商業航天必將成為主要經濟體爭奪的太空“藍海”。

    眼下看，美國無疑通過SpaceX搶到了先機，但浩瀚的星際留給中國與俄羅斯的空間也不小，而且美國培養與支持像SpaceX這樣的私人航天企業開辟與拓展商業航天也多少留下了可資借鑒與參考的經驗和啟示。

    啟示之一：商業航天的崛起需要“力拔山兮氣蓋世”的“關鍵先生”，以及緊密環繞著“關鍵先生”的資本與企業家群體。

    商業航天指向的是未知，首先需要的是夢想。在許多人看來，馬斯克不是“瘋子”就是“狂人”，因為他有讓飛行器攜帶游客繞月球旅行的奇談怪論，還有送游客到火星“殖民”的奇思妙想，更有在火星建立數萬人社區的異想天開，有了如此腦洞大開的夢想，便有了創新的欲望；也正是對于夢想的癡迷般追逐，才有了奇幻現實的綻放。對于像馬斯克這樣的“關鍵先生”，公眾也許難以跟上其思想的步伐，甚至有人嗤之以鼻，但最終世界發生的巨變會證明他們的奇賦異能。

    啟示之二：商業航天的騰躍需要通透順暢的政企合作，以及圍繞合作所展開的資源靈活匹配與利益分配。

    作為星際航天探索的先驅，美國的航天事業都是由NASA做主導，比如水星，雙子座和阿波羅時代的航天飛行計劃就全由NASA一手包辦，但為了擺脫對俄羅斯的依賴，更為了爭取足量的市場化資金與利用企業家的熱情，NASA最終邁開了以CCP（商業航天項目）為驅動的公私合營腳步，美國商業航天因此從政府主導迅速切換到政府主導與政府采購并行的軌道。

    NASA的核心職能無疑是向民營商業航天企業輸送資金與轉移技術。初步統計，僅SpaceX從NASA手上獲得的補貼資金就超過51億美元；不僅如此，NASA還向商業航天公司開放航天基礎設施，比如美國政府與軍方的里根試驗中心發射場、卡納維拉爾角肯尼迪航天中心以及范登堡空軍基地的SLC-40發射場都提供給SpaceX用于發射獵鷹火箭。

    當然，NASA更多的是通過動力發射與載人航天項目的競爭性外包渠道為私營航天企業提供支持，由此不僅可以讓Boeing、BlueOrigin以及SpaceX等大顯身手，也催生出了OneWeb、OrbitalInsight、SkyboxImaging等新型企業，在完善產業鏈的同時，也在各個環節形成了多家私企互相競爭的格局，以此為基礎，商業航天資本通過市場化配置不僅更顯高效，而且達到了降低產品與服務價格的目的。據悉，CCP項目為NASA帶來的發射費用削減高達60億美元。

    啟示之三：商業航天的快行需要鳴笛導航的法律制度，以及基于法律制度的角色定位與關系調整。

    自1962年頒布《國家通信衛星法》為衛星通信系統的商業化應用奠定基礎開始，美國就不斷出臺引導商業航天發展的一系列相關法律法規，包括《鼓勵私營航空航天競爭力與創業法》、《航天現代投資法》以及《零重力零稅收法》等。法律法規的健全完善不僅為商業航天產業的發展提高了標準化基礎，更構成了對私營企業參與商業航天探索的清晰指引，同時打消了市場化力量的投資顧慮，防止了行業競爭的無序；另外，相關的法律法規也明確界定了政府與市場的角色和職能邊界，廓清了彼此的權利義務關系，而在企業與企業之間，法律規范也成為合作協商的契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