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曉彤的階段性成功源于其復合教育背景以及國際化與本土化結合的優(yōu)勢。

    黃小鵬

    近日，特斯拉亞太區(qū)CEO朱曉彤將獲任特斯拉全球CEO的消息在網絡上流傳，獲得了很大的關注，到目前為止這個消息仍未確認，有一定概率是誤傳，但美國財經媒體確實報道了馬斯克請朱曉彤去負責德州超級工廠的消息，這至少表明朱曉彤在上海超級工廠的工作得到認可。

    此事之所以受關注，是因為如果此消息為真，意味著中國人在全球大公司高級經理人市場上獲得實質突破，意味著中國科技和管理人才又多了一個新的發(fā)展方向和上升通道。特別是近年來，印度人在全球大公司高級管理層中越來越亮眼的表現(xiàn)，激發(fā)了人們對文化、教育、管理等問題的深入思考。

    首先必須明確一點，到目前為止高級經理人市場根本談不上全球化，不僅沒有出現(xiàn)商品、資本那種全球流動的盛況，甚至不如普通人才全球配置的程度高，經理人市場本地化非常明顯。跨國大企業(yè)聘請外籍CEO并非沒有先例，如以封閉文化著稱的日本，其日產汽車就曾聘請法國人戈恩為CEO，一些發(fā)展中國家大企業(yè)也有聘請歐美人為CEO的個案，但總體看仍是非常少見的。

    與此同時，印度人出任世界500強公司高管和CEO的比例卻高得出奇，據說達到了30%，這幾乎成了一個奇觀。谷歌、微軟、推特、軟銀愿景基金、標準普爾、萬事達卡、摩托羅拉、諾基亞、Adobe、SanDisk、聯(lián)合利華、百事可樂、星巴克……印度人充當CEO的公司名單可以把人嚇一跳，除了企業(yè)高管，還有越來越多的印度人當上了歐美知名商學院院長，如哈佛大學商學院、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前西北大學凱洛格商學院、歐洲工商管理學院，院長皆是印度人或印度裔。

    據統(tǒng)計，海外華人有2000多萬，在歐美的華人也有好幾百萬，緣何華人在海外經理人市場遠遠“干”不過印度人呢？有一點比較明確，那就是印度本國經濟機會相對較少，移居海外的印度人才回流得很少，精英大多出口了，但僅這點遠遠解釋不了全部現(xiàn)象。印度人在歐美經理人市場上成功背后的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競爭優(yōu)勢值得正視和思考。

    其實，華人海外創(chuàng)業(yè)或成為大公司高級經理人的并不少。例如，Web1.0時代的楊致遠、Youtube創(chuàng)始人之一的陳士駿、多家大公司高管李開復、AMD的蘇姿豐、英偉達的黃仁勛、創(chuàng)辦金士頓的杜紀川和孫大衛(wèi)，但這些人均來自中國臺灣且大部分是低齡進入美國，不存在文化方面的障礙，相反，從中國大陸到歐美創(chuàng)業(yè)成功或進入大公司高管層的，與移居海外總人數完全不成比例，幾可用寥若晨星來形容，其中創(chuàng)辦ZOOM公司的袁征最具傳奇色彩，其傳奇之處不在于其公司發(fā)展到多大，作為一個在大陸完成教育的成年人，卻能在異國他鄉(xiāng)突破語言和文化障礙并在主流領域進行創(chuàng)業(yè)，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跡。

    相反，打入歐美大公司高管層的印度人，大多是在印度接受教育直到成年，就像袁征那樣。英語固然是印度人的優(yōu)勢，但90%的印度人并不以英語為母語，印式英語與英美英語在口音上也有較大差異。事實上，英語教育對這些人的影響，更多地體現(xiàn)為語言背后思維的影響，這使得在外人看來與西方文化差異極大的印度人在融入歐美過程中障礙很小。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教育。印度教育參差不齊，但頂尖部分有著非常高的質量，注重辯論、強調開放式思維和語言表達能力的培養(yǎng)，克服了灌輸式教育的弊端，加上印度上層建筑的一些玩法與歐美類似，印度人精英的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并不是想象的東方式的，而是很西化。學習技術的印度人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喜歡進修MBA等管理學位，重視管理能力的培養(yǎng)，這一切使得他們到了歐美之后，面臨的文化沖擊比中國人小，打入主流社會的難度也小一些。

    回到特斯拉的朱曉彤這件事上來。朱曉彤的階段性成功源于其復合教育背景以及國際化與本土化結合的優(yōu)勢，他接受了新西蘭的理工教育和美國的管理教育，同時他處于中國制造的主場。特斯拉一直在汲取中國制造的某些優(yōu)勢，這就使得掌握這種優(yōu)勢的管理者處于有利的競爭位置。中國人在全球高級經理人市場上相對印度人處于系統(tǒng)性劣勢地位且短期不易消除，但中國人或許可以憑自己的優(yōu)勢組合以不同的路徑走向成功。世界多一種成功模式，多一種漂亮色彩，不是很好嗎？

    （作者系證券時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