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

    正是為了努力償還債務，盡快修復糟糕的資產負債表，這些企業就不得不拼命地去節衣縮食，去控制成本。如此一來自然對其經營行為中的科研、市場，甚至是質量投入，都形成了嚴重的擠出效應。

    韓和元

    英國老牌刊物《經濟學人》雜志，最近將目光聚焦到了豐田汽車上。該雜志觀察到，豐田章男在1月26日宣布將把全球最大的汽車制造商交給二把手佐藤恒治“掌舵”。該雜志認為，這一舉措向外界傳遞出一個明確的信號：豐田已經是當前的趨勢——電動車里的落后者了，現在是時候讓新一代管理者加速帶領公司匯入電動時代。

    近年來日本汽車產業確實呈現疲態。據日本共同社1月31日報道，日本八大車商1月30日公布的2022年日本國內產量為738.6544萬輛，較2021年減少0.1%。這是日本八大車商國內產量連續第四年減少，其中龍頭老大豐田汽車更是創了新低。事實上，汽車產業已經算是日本最能挺的產業了。

    要知道，日本的半導體產業曾經引領全球。以DRAM（動態隨機存取存儲器）為例，1985年日本產品占據全球市場的80%。但之后市場份額一路下滑，到本世紀初降到10%以內。在用于生產芯片的光刻機市場，尼康的行業龍頭地位在新世紀也被后起之秀荷蘭的ASML所取代。

    此外，日本企業也曾一度是全球家電領域的絕對王者。在1992年全球十家最大的家電品牌企業里，日本占據了6席。索尼、松下、東芝、夏普等家電品牌，甚至把美國本土品牌沖得七零八落。但從2010年開始，日本家電企業業績急速直下。比如冰箱產業，2019年其海外供貨量較2010年下降四分之三。日立家電營收額不到海爾的十分之一。

    于是，一個值得追問的問題來了。那就是，日本企業為何先后于半導體、家電和汽車產業中頻頻“落跑”？筆者的答案是，一開始日本政府人為放縱了房地產泡沫。誠如日本大藏省原高官、日本經濟學家野口悠紀雄所描述的，當時的這一政策令整個日本陷入賭博經濟狀態，所有企業和個人，不顧主業都跑到房地產上來了。等房地產泡沫破滅后，整個日本陷入了資產負債表衰退中。作為應對，日本政府實施大規模的雙擴張政策。這種政策的“最大的好處”就是能夠讓那些毫無競爭力的僵尸企業存續得更久，這也就意味著資源錯配的時間更長。于宏觀而言，固化了日本原有的產業模式，同時人為破壞了創造性毀滅（創新）機制。

    當一家企業的負債超過其資產時，從技術上來說就意味著它已經破產。而一般企業破產的標準過程大致如下：一家汽車制造廠發現自己的產品不再像以前那樣暢銷，雖然它加大了對產品的銷售力度，可還是毫無起色。在這樣的情況下，企業的資產只會日趨減少，最終整個企業的資產凈值淪為負數。這種企業的失敗屬于典型的無可救藥型，因為它的產品已經徹底地被市場淘汰了。

    但從1990年起，在日本發生的情況卻并沒有遵循這一普遍規律。當時的真實情況是：在日本失落的頭10年里，事實上它一直是當時全球最大的貿易順差國，這也就說明了當時的日本產品在海外還有著廣闊的市場。這些事實說明了什么呢？說明了當時的日本企業，無論是在技術、產品開發還是營銷策略上，都處于良性運轉的狀態，其盈利狀況也非常之好，這些企業仍然在不斷地創造著利潤。

    但即便如此，許多這樣的日本企業照樣因為國內資產價格的暴跌，在它們的資產負債表上出現的巨大的窟窿，而身陷凈負資產的困境中。日本六大主要城市商業不動產價格從泡沫高峰期，到位于谷底的2003年和2004年，分別暴跌了95%和87%，使得它們的現值只有當初的1/10。

    在資產價格暴跌時，當初用來購買這些資產（或者以這些資產作為抵押獲得）的貸款數額卻沒有變。到1990年代中，日本的企業就都發現，它們不僅喪失了大筆的財富，同時它們的資產負債表也陷入了困境。

    例如一家大阪的企業，通過借貸擁有了價值1000億日元的一幅土地，到1995年時它卻發現，手中的這幅土地的價值，僅僅只值100億日元了，而它的資產負債表上卻依然保持著700億日元的負債。換句話說，本來盈余的資產負債狀況突然變成了600億日元的凈負債。就這樣，這家企業的資產負債表上出現了一個巨大的窟窿。

    如美國經濟學家辜朝明與日本經濟學家野口悠紀雄所說的，事實上成千上萬的日本企業都屬于這種情況。這些企業和個人，為修復其嚴重惡化的資產負債表，而不得不努力歸還債務。也正是因此，在1995年時，日本將利率降到了零，但是無論是日本企業還是個人，都沒有增加借貸。相反的是，當這些企業和個人賺到錢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加大對科研技術和市場的投入，而是加速還貸。辜朝明就在他的《大衰退》一書里提到，到2002年和2003年，日本的凈債務償還額，已經上升到每年30萬億日元以上的空前規模。

    但也正是為了努力償還債務，盡快修復糟糕的資產負債表，這些企業就不得不拼命地去節衣縮食，去控制成本。如此一來自然對其經營行為中的科研、市場，甚至是質量投入，都形成了嚴重的擠出效應，長期以往無疑會對日本企業的競爭力造成巨大的傷害。

    是的，第一個失落的十年期（1991-2000），日本的企業還能夠源源不斷地制造出大量的利潤，并用它去償付當初因為賭博經濟而落下的虧空。沒有投入，對于現有的產業采取的是典型的收割戰略，正是因此，當日本步入第二個失落的十年期（2001-2010）時，這種危害就開始慢慢地凸顯出來了。

    早于2010年時，豐田就曾爆發過一輪嚴重的危機。當時《國際商報》的汽車主編何侖就認為，豐田汽車不顧一切控制成本的思想，導致了它的那次全球性危機。他說，“很多豐田車沒有經過現實的路試，只是進行實驗室里的模擬實驗。其實很多車子問題在實驗室里是發現不了問題的。豐田的新車上市時很少宣傳自己經過多少公里的路試，因為路試成本太高了。”

    （作者系廣州經濟學者）

    本報專欄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特此說明。